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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但听说基韦斯特岛流行小儿麻痹症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几个儿子染上,写信汇款委托朋友把他们接出危险区,安排他们到纽约的少儿夏令营里去生活,后来还带他们到怀俄明山区去打猎。

  海明威又第三次、第四次去了西班牙。

  分离的时日里,波林逐渐明白自己与海明威已经成了路人。回顾十多年来,自己当海明威的妻子也当得很不容易。海明威的性格和他那种时刻处于行动之中的生活方式要求她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自己的角色:钓鱼的同伴,打猎时的陪猎,拳击方面的行家,作品的鉴赏者和听读人,头脑清晰的秘书,技艺高超的厨师,迎接各方宾客的贤惠女主人,三个儿子——哈德莉生的约翰,她生的帕特里克和格雷高里——的母亲……最后还必须是心胸宽广不争风吃醋的妻子。

  总之,她要既在他的前边,又在他的后边,还要在他的旁边。

  一个人能同时分身几处吗?她感到很累。

  海明威最后一次从西班牙回来,还未到基韦斯特就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波林已做好离异的打算了。

  波林是明智的。事实上也没有更佳选择。

  但海明威不愿承认原因是由于他与玛瑟相爱,却把责任推到波林的妹妹吉尼身上,把她当替罪羊,说她挑拨与恶化他们夫妇的关系。这是海明威的习惯,他有充分的“自知之明”,扪心自问的时候,他可以痛心疾首地自责,但若要他向别人承认自己的过失,那就相当困难了。

  一个拳击手可以被对手打倒,也可以接受裁判判输,但他自己是不会甘拜下风的。

  海明威回到家里,与波林过了一段貌合神离的日子。

  海明威与波林在一起时已无法从事写作了。西班牙内战的生活经历在激动着他,他已经构思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现在必须做的事就是写作。过去我经常这样想,只要战争存在,你迟早总会被杀死,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顾虑什么。可是现在,我并没被杀死,所以我就得工作。”

  但他在基韦斯特的安乐寓里已经找不到灵感了,他去了古巴。1939年2月,他在古巴开始动笔写作后来命名为《丧钟为谁而鸣》的长篇小说,进展很顺利,三个星期以后,就写出了好几章。

  三月中旬,他回到基韦斯特看望回家度春假的约翰。家里闹哄哄的。波林以前常为接待海明威那络绎不绝的来客而发愁,现在却热心当一个好客的主人,她结交了很多朋友,常邀请他们来家里喝茶、谈天。

  海明威气恼地说,任何一个哪怕只知道海明威名字的人都似乎理所当然地可以到他家里来做客,他那间靠近游泳池的书房里失去了安宁。

  能干而又善解人意的波林根本无意于改变这种局面。她似乎想表明,没有海明威,她的生活并不寂寞。

  海明威很快又返回古巴,在哈瓦那市郊租了一个住地,过他的“写作——钓鱼”生活,附加的内容是游泳、喝酒和打网球。他也不寂寞,因为玛瑟很快也来到哈瓦那。

  玛瑟是第一次到古巴,并打算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海明威曾答应替她找一处住房,但她到达时,房子并无着落,她自己在一个叫芬卡维吉亚的村子里找到一套房子。那房子建在临海的山坡上,站在窗口望去,附近海面和哈瓦那市的风光一览无余。但房子有些破旧,玛瑟领海明威第一次去看时,海明威看不上。他甩下此事不管,自己出海钓鱼去了。

  玛瑟于是决定一个人租下那套房子,她雇了一些工人把房子又装修一番,并仿照自己家的摆设精心布置。海明威钓了几天鱼回来再去看房子时,房子里里外外焕然一新,他很高兴,立即搬了进去。后来他们把这里叫做“芬卡”。

  海明威在这里写了两个多月,写到八月中旬,又与玛瑟一同去爱达荷州中部山区的太阳谷,在那里继续写。不久玛瑟接受《柯里尔》杂志的委派到芬兰去采访欧战情况,海明威就一人在太阳谷写到年底。

  临离开太阳谷时,他向波林的父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他把与波林婚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波林和她妹妹吉尼;他也表示今后还是会继续照顾好孩子,关心波林的物质生活;他还就他正在进行中的长篇小说谈了很多,说自己是在非常孤寂的境况里写手头上这本小说的,到目前为止,书里还没有使用一个不文雅的词,他非常希望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得到好评。

  波林的母亲回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深情,说她和波林的父亲为女儿女婿的不和而万分痛苦,欧内斯特和他们一起生活已很多年了,实际上,他们已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事情来得那么突然,他们思想上毫无准备,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是他们一生中过得最不愉快,最令人心酸的一个圣诞节。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家庭关系的破裂,尤其是大人的事还要连累到无辜的孩子。末尾说,她愿永远为欧内斯特祷告,她还盼望在那遥远的彼岸世界真有蓬莱仙境,那么他们将在那里重逢。

  这封信使海明威感到难受。

  不过,他不会因此回头,他从来就只知道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朝前走,在写作上是如此,在家庭与婚姻上同样如此。遇到障碍时,他会迷狂躁乱,但这往往是短暂的,这以后便是清醒坚定。

  玛瑟完成三个月的欧战采访任务,回到芬卡,海明威已先期至此,并很顺利地写作了一些时日,而且他已下定决心,把芬卡作为自己建立第三个家庭的基地。

  他在芬卡一直写到他42岁生日前一个星期。这段时间里,他的一切生活都围绕写作来安排。白天,写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晚上喝点酒舒舒筋骨。每逢星期天晚,他吃几粒安眠药早早上床,充分休息一晚,第二天清晨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又精神抖擞地开始新一周的写作。

  他对他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说,他写作就像得了一场病,像被什么东西迷住了一样,他为此感到高兴,他必须像得病一样才能写好。为了写得比别人高明,他要赋予作品以巨大的魅力,这种魅力要靠心血换来。

  为了保证质量,他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朋友去看,征求他们的意见后再作修改。他心里最遗憾的是,波林现在视他如同仇敌,根本不会看他小说稿了,而她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十多年来,波林一直是他创作的第一批评人。

  但他对别人却说,过去他是在波林身边写书,现在离开了她,但写出来的东西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写到6月里时,他已是精疲力竭了。头发、胡子都是老长老长,乱蓬蓬的。他发誓,小说没写完,决不去理发。当他写到小说快结束的地方,也即西班牙共和军防区边上的一座桥梁被炸毁时,好大一阵,他感到全身无力,仿佛就会死去。到7月初,他向帕金斯拍了一封电报,说

  “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断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即将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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