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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这时候,舍任·安德森从巴黎回来了。他与肯里文艺沙龙里的人熟悉,为人有古道热肠,乐于替朋友排忧解难。他比海明威大十多岁,已经在文坛颇有名气了。这次可以说是载誉还乡。

  安德森认为,对于想在文学、艺术方面闯出一条路的青年人来说,巴黎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而且”,他对海明威夫妇说,“欧洲正闹通货膨胀。在巴黎,外国货币的兑换率很高。只要口袋里有几块美元,你们两口子就能过上王族一样的生活。用不着花几个钱,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条件和舒适就都有了。”

  生活与日益加强的责任感已使海明威抛弃了幻想和狂热,他冷静多了。他现在明白,任何一颗大橡树都必须有地方扎根,不能光挣破花盆就完事,否则就会像蛋壳那样立不稳。巴黎的两大优越正合他的意愿,更何况,他早就想重游欧洲呢。

  到巴黎去!

  事情一决定,他和哈德莉就马上行动。他们先到加拿大多伦多去了一趟。与《多伦多明星报》社谈妥:报社委派海明威为驻欧记者,支付海明威夫妇的赴欧旅费,以后如有文稿刊出,另付稿酬。双方都很满意。

  安德森主动帮他们写了好几封介绍信,介绍他们去找格特鲁德·斯泰因、艾兹拉·庞德和其他一些旅居巴黎的美籍作家、艺术家。信中称:

  “海明威先生是个天生有为的作家,写什么都很成功”,“他的超人天才不会把他局限于报界”,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人们乐于结识的人”。只字未提“海明威先生”实际上还是一个22岁的无名小辈。

  1922年圣诞节前夕,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海明威带着他新婚3个月的妻子在纽约登上了赴法的轮船,他们没有丝毫伤感,仿佛是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一上轮船,海明威就无法抑制心头的兴奋。他又变得像个大孩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不停地跟哈德莉讲他两年半前从纽约启程参加欧战的情景。甚至晕船也不能使他平静下来。

  他在船上组织了拳击比赛。下等舱里有一个法国姑娘很可怜,她的丈夫是个美国兵,把她遗弃了,她只好回法国去,她的钱几乎用完了,只剩下贬了值的10个法郎,可还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捱过这漫长的航程。

  海明威很同情她,便发起组织了三场拳击赛为她募捐。他的对手是一个意大利士兵。他们把船上餐厅的桌子移开作比赛场地,哈德莉当她丈夫的助手。海明威比赢了,最后一拳几乎把那个意大利士兵击昏。他洋洋得意,向挤满餐厅的观众吹嘘说,拳坛名将科迪正在巴黎等他去一决雌雄。

  他们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十多天。气候一直不好,但他们的心情很好。在欧洲大陆上岸后,他们没有直接乘火车去巴黎,而是向南绕道西班牙。西班牙是斗牛之乡,海明威要去看斗牛。为此在马德里停留三天后,他们才到了巴黎。

  巴黎给他们的印象是寒冷、潮湿,但美丽、欢快,到处人来人往。生活上正如安德森所说的,用不了花几个钱,就能得到一般的食宿条件。

  安德森的朋友路易斯来他们临时寄住的旅店看望他们。路易斯是个性格活泼的年轻人。见面没聊几句,海明威就提出赛拳,路易斯勉强答应了,打了几个回合,路易斯招架不住,便脱手套表示不打了。但海明威仍然挥拳进击,一拳把路易斯的眼镜打碎。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连忙去捡眼镜。

  路易斯后来说,尽管海明威的行为这样莽撞,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魅力。

  路易斯帮他们在卡迪那大街找了一个廉价的公寓套间,这条街的居民主要是平民。他们住房附近的广场正在大兴土木,堆满了砂石,附近有一处工人娱乐场,里面总是挤满了喝醉了酒的人,烟雾缭绕,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们要算是这个平民区中的贵族,卧房里有涂了重金水的桃木卧床,还有壁炉,厨房是中世纪的式样,旁边有间刚可容一人的洗澡房。通往这套公寓的楼梯又黑又窄。因为房租不贵,他们很满意。

  海明威写信给朋友说,他们住在巴黎拉丁区最好的地方。

  海明威在无伤大雅的事情上,常常喜欢夸口,满足自己的虚荣。

  他没有急于去见安德森要他去找斯泰因和庞德。他们都是文坛上的大人物,斯泰因女士的文艺沙龙,已使她具有当年的乔治·桑那样的影响,48岁的她在巴黎文艺圈内被称为“不谢的玫瑰花”;庞德是少年得志,他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领袖,身后有一大批不修边帽或者油头粉面的追随者。

  也许是由于自视甚高而又还只能忝居无名小辈的行列,海明威对文坛大人物怀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仰慕、嫉妒,自惭形秽,不以为然……都有。他不想太早地贸然求见。他想埋头写出一点像样的东西。

  而且,眼前是一个新鲜的世界。两年前虽然来过,但那时太匆忙,也太激动,只知道坐在出租车上追赶炮弹。

  现在,他那好奇的天性以及《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的身份驱使他到处去看,去闻,去感受,去体验。

  没有炮弹的时候他才发现,巴黎值得追赶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好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海明威给美国的朋友写信时说,他和哈德莉就像两个性急的密探那样沿街巡视。他们在拿破仑的墓边徘徊,在塞纳河畔一个挨一个的书店里浏览,在卢浮宫没完没了地细细参观,在街头小饭店里一边吃牛排烧土豆,一边学法语。

  回到寓所,他便敲响打字机,把他看到的一切变成内容真实感人,行文简洁明快的报道和特写:白俄贵族如今在咖啡馆看门;带伤疤的公爵在驾驶破旧的出租汽车;退伍士兵成了没有腿的乞丐,他们一无所有,只剩下一枚战功勋章,因为这件东西在当铺里换不到法郎……

  海明威后来说过一句话:打着这头狮子的时候,就要想到猎取下一头。这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之一,也即既要盯住现在,又要考虑未来。

  事实上,一到巴黎,他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奋斗之路。他一面忠实地履行驻欧记者的职责,一面勤奋地从事文学创作。

  有一段时间他在住地附近一家古老的小旅店另租了一间阁楼,将自己关在斗室之中冥思苦索,将各种得之于生活的印象和体验,转化成为简洁鲜明而又余意无穷的文字。真正过起了他母亲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生活。

  这里很安静,谁也不会来打扰他,包括哈德莉。只是冷,像冰窖一样冷。他便裹着棉被靠在床头写,常常一连几个钟头不挪身。后来许多年,每到寒冷的季节,他都是这样写。

  他习惯于清晨就开始写作,这时思维活泼,头脑清醒。下午,他常到附近博物馆去看名画。由于自幼受母亲的引导,他在绘画方面有很强的鉴赏力和领悟力,加上他有特别敏锐的直觉,他能渗透毕加索、塞尚等人的油画中的无穷奥秘。

  他觉得,他们与他似乎是做着同样的工作,不同的是,他们用颜料和画布,他则是用打字机和笔。他常常在名画欣赏中获得写作上的灵感,便赶紧回到阁楼去写下浮上脑海的词句。

  他有一口随身携带的提箱,里面装着他的手稿。这提箱正在一天天地充实,一天天地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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