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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6月1日,总督从伦敦回到德里,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全国的空气再度紧张。2日,蒙巴顿召开印度各领袖的圆桌会议,为了防止把会议变成一场讨论,蒙巴顿独揽了会议的发言权。他向与会者叙述了自己临危受命的来龙去脉,扼要阐述了方案的要点,并只给与会者一天的考虑时间。

  为防止甘地在这一关键时刻挫败他的方案,6月2日中午12点30分,即在圆桌会议结束后的1个半小时,总督在办公室约见甘地。这天正是甘地静默日,当蒙巴顿叙述完方案后,甘地从“拖地”的下摆里掏出一团破旧信封和一支短得可怜的铅笔头。甘地舔舔铅笔心,开始书写答复,他写满了5张信封的背面,大意是:“我为不能和您谈话感到难过,当我决定每周一静默时,我规定必遇下列两种情况方可破戒:一是与主要人物商谈紧急要事,二是医治病人,我心里明白,今天您不希望我打破静默,但我有一二件事需秉告于您,然而今天不宜交谈,如有机会,来日再谈。”写完之后,甘地起身离去,这意味着他暂时保持沉默。

  6月3日,各派领袖集会,再三表明他们赞成分治的态度。当日晚上,总督蒙巴顿和各教派代表走进新德里广播电台播音室,向各自代表的人民宣布,印度已划分为2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6月4日,甘地准备在当天晚上的晚祷会上公开谴责分治方案,蒙巴顿得悉这一消息,急忙派特使前往甘地处,邀他前来觐见。

  蒙巴顿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说服甘地相信蒙巴顿方案的精神也合乎甘地一直主张的让印度人民自由选择的思想。因为方案规定,由各省人民选举产生的省议会将仲裁每个省的前途问题,各省议会举行投票,决定本省加入印度或与巴基斯坦合并。甘地听了似有所动。

  在当日的晚祷会上,面对水泥平台前摩肩接踵前来聆听他发表反对分治方案宣战书的听众,甘地没有发表任何谴责言论,在独立前夕、分治在即的非常时期,甘地表现了极大的冷静与理智。当有人向甘地提出疑问,他是否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再一次绝食时,甘地表示,他现在不能听任何人的指使来绝食。这种绝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是完全不需要的。不能因愤怒而绝食,愤怒仅次于疯狂,除非来自神谕。他是国家的公仆,因此也是国大党的仆人,不能因为国大党的主张与他不同就绝食,他必须冷静观察,再作行动。他表示愿和真纳前往乱区。他请求参加晚祷会的听众们和那些批评家,宽恕国大党,宽恕穆盟,宽恕他自己。

  由于分治,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种意见和想法包围了甘地。有不少人对分治不满而迁怒于甘地,认为正是甘地迁就真纳,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不少人拿甘地曾经说过的一些前后矛盾的话,质问甘地,认为他现已软化,向虚伪低头。6月9日,甘地用书面文告,说明他为何不积极反对国大党接受新的分治方案的原因。他说:“我得坦率承认,我已成为或已被认为是落伍的人物了。我们都忘记了过去30年的教训,我们也忘记了唯有真理可胜过虚伪,非暴力才能战胜暴力;坚韧可以克服浮躁;冷静可以镇压激动。我们已开始畏惧自己的影子了。很多人请我来领导反抗,但除了反抗一事外,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反抗动机和我完全不同。爱与恨怎能合作呢?”他安慰人们不要悲伤,不必恐惧,因为没有人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和地位。

  国大党全印委员会6月14日~15日在德里举行会议,讨论6月3日的分治方案。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土邦问题。会议作出决议,不准许印度任何一个土邦有宣布脱离印度独立的权力。甘地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不过问土邦的时代已经过去,独立来临之际,任何不顾整个印度利益,不顾人民意愿的土邦王公们将得不到允许。会议在审议通过6月3日分治方案时,赞成与反对的人意见尖锐对立,争执不休。甘地力劝大会接受分治。他说,既然主席和工作委员会已同意,我劝大家必须通盘考虑,慎重行事,不要轻易否决。因为接受与否,不只取决于国大党一方,还有英国、穆盟,在各方已接受方案时,国大党却反悔,显然不当。最后,大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决议。

  此一时期,甘地不断接受来访者,回答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疑问、误解和谴责,安抚他们的担心,并不断撰文著述和利用晚祷会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还亲自前往难民区。

  6月29日,甘地写《权利与义务》一文,在论及印穆关系时,他说,印度教徒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邻居的义务就是要和他交朋友,欢乐同享,患难与共,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有权希望得到穆斯林朋友的善待。假如在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村里,只有少数穆斯林杂居其间,那么,这多数的居民就有义务特别善待异教邻居,让他们感到并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然后,印度教徒才有权希望作穆斯林的朋友,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们的通力合作。至于王公和人民,也应遵守同样的原则。王公的义务是作人民的仆人,他们不应凭外国政府所赋予的权势来统治,不应依仗刀剑来统治。他们应以服务为权利,以最高的智慧来治理。假如王公们不能履行此一简单的基本义务,则老百姓不仅不必服从,而且有义务反抗暴政。但如用谋杀或强取豪夺的方式履行反抗的权利,那便是犯罪。唯有经过非暴力与不合作的精神力量,才是实践上述理论的力量。

  7月4日,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并明确规定: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自治领将分别独立。届时,英国政府将放弃英属印度政府任何领土上所负责任及国会在两个自治领内的管制。同时,英国在印度土邦及边远地区的最高权利,也予放弃。

  随着独立与分治临近,各种不祥之兆开始大量出现。在印度全国管理上堪称首屈一指的旁遮普省,悲惨事件开始露头。全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已失去安全保障,暗杀和洗劫浪潮席卷拉合尔城。由于土著警察多开小差,维持治安的只是少数英国警察。

  就在国大党发布指示,准备在8月15日那天关闭所有屠宰场,全国电影院免费开放,各地学校为学生发放糖果和纪念章的同时,恐怖组织也发出行动指令。如旁遮普刑事调查部获悉,一小群锡克族的极端分子,已与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串通一气,准备联手采取恐怖行动。锡克人担任炸毁开往巴基斯坦的专用列车的任务,印度教徒则乔装成穆斯林,潜入卡拉奇城,埋伏在8月14日真纳乘车离开国民议会前往官邸的沿途,伺机刺杀巴基斯坦之父——真纳。

  在人口稠密、管理混乱,素以血腥和恐怖事件著称的加尔各答城,前景更是不妙。这里的街头巷尾除了往昔的肮脏、贫穷和悲惨外,到处充满了血腥与恐怖的幽灵。1年前的大屠杀使这里的宗教仇恨愈演愈烈,此刻双方正摩拳擦掌,随时准备血洗这座拥有250万人口的印度古城。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事件,将会引起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

  还有最易引发巨澜的秘密尚未揭开,这就是旁遮普和孟加拉最后的边界划分。8月13日,这一结果已送至总督府,但为了防止在8月15日这天引发灾难性事件,总督吩咐下属,在8月16日之前实行严格保密。

  为了对付如箭在弦的暴力和流血事件,蒙巴顿在旁遮普已派遣部队增援,同时发布48小时宵禁令,还决定建立一支由550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但是,如何遏制加尔各答可能爆发的疯狂暴力行为,蒙巴顿无计可施。最后,他灵机一动,找到了他认为唯一有效的武器。7月底,蒙巴顿会晤甘地,希望他能发挥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遏制可能出现的大屠杀。他解释说,在旁遮普军队的支持下,他尚可控制该省的局势,但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整个城市将会化为灰烬。除蒙巴顿外,当时的孟加拉省省长、穆斯林领导人赛义德·苏拉瓦尔蒂也前来向甘地求援。

  甘地早已预见印度独立时会有一场大规模灾难性事件发生,而绝不可能像兄弟俩分家产那样分手道别,所以他已打定主意,在印度独立的日子里进行祈祷、纺线,并在位于孟加拉南部的诺阿卡利县惶恐不安的少数族居民中绝食。就在甘地准备动身前往诺阿卡利县的前一日,苏拉瓦尔蒂急冲冲地赶来见甘地,恳求甘地不要抛弃加尔各答。他表示现在唯有甘地能拯救加尔各答,平息时刻威胁该城的强大怒潮与燎原烈火。

  为了群众的利益,甘地历来不惜冒险甚至贡献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欣然同意留在加尔各答,但他也提出两项条件:首先,苏拉瓦尔蒂必须向诺阿卡利县居多数的穆斯林作出庄严保证,绝对保证印度教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到杀害,甘地将绝食至死;第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夜和甘地住在一起,生活在加尔各答城最肮脏不堪的贫民窟中心,同时不带任何武器和保镖。在贫民窟内,两人一起用生命作抵押,以换取加尔各答城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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