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94)_兰德勒姆

九四

　　约姆·基帕是赎罪日，也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节日，梅的许多内阁官员在1973年的此刻去过节，而构凭女性直觉感到事态不妙。有报告说俄国人跨出阿拉伯领地，还有其他迹像让她担心阿拉伯人的战争企图。她的顾问和官员们说：“别担心，不会打仗的”。而她的直觉告诉她并非如此，以色列情报机构告诉她，俄国部队从叙利亚消失。她在约姆·基帕战争前一天，10月5日中午召开少数高级官员紧急会议，说：“瞧，我早就有可怕的预感，事情会发生，这令人想起1967年一我感到这一切都有预兆”。梅的主要内阁成员，国防部门、情报头目，商业部门都一致说：“没什么异常”。梅后来说：“我真该听从我的感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我知道我应该那么做，我以后一直记住这种教训”。梅的直觉很准确，但却未能避免2500名以色列人丧命的悲剧发生。如果梅的内阁们能相信她的直觉力量，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幸免于难。

　　梅是勇气十足的人，坚信力量对一个国家和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如果她没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这个民族国家也不可能生存下来，而如果没有内在的力量，她也不可能具备处置事情的能力。在约姆·基帕战争时，梅已75岁，但离开她办公室从不超过1小时，她每晚睡眠不到4小时，常常为她挚爱的民族和年轻战士们熬夜，偶尔在办公桌上打个盹。战争第五天，战火危及全国，她半夜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他的助手说现在是晚上，等到明天早晨再打来，梅说：“我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今天就需要帮助，因为等到明天就太迟了，我要亲自微装出行，飞来与尼克松会面，我要越快越好”。（基辛格被她说服，邀她到了华盛顿。）梅的毅力和信心起作用了，美国飞机及时赶到，避免了战争，挽救了这个国家。这位75岁的坚韧妇女，再次凭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态度强硬，挽救了她的国家。

　　在度过5年多灾多难的首相生活后，梅于1974年4月10日辞职，她已近76岁，她说：：“我已无能力再承受这负重担了”。她1921年刚到这儿时，巴勒斯坦犹太人有8万人，而她1974年离开时，人口已达300万。这位自信的妇女一直以力量支撑着整个生活，她任职时最后一次讲话显示出她具鹰派味的、力量型的求生欲望：“如果以色列不强壮，就不会有和平”。她还可以说：“如果妇女不坚强和自信，她不会有权势。”这是这位力量型女性的本质。

　　气质：直觉—思维者

　　“哥达具有准确无误的本能和直觉——在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两方面都如此”，这是传记作家拉尔夫·马丁（1988）的评述。马丁认为梅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像大多数创造幻想家那样是直觉和理智的结合，梅还有另外的品格，帮助她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妇女领导人，她有自信的领袖魅力。具备激情鼓舞性的演讲才能，她鼓舞人心的讲演是她最显著的才能，这是她与奥普拉·温弗雷和玛丽·凯·阿什共有的品格。戴维·本一居里安在听了她在英国议会的讲话后评论：“我被她的大胆言辞所震惊，她的话语惊世骇俗，她口若悬河，坚定不移，言词犀利，一针见血，有胆有识”。美国高级法官阿瑟·哥德伯格称她是“放火者”。梅始终是个“金色女孩”，而那些只把她看作70岁的管家婆的人，却往往忽视这点。

　　梅的自信难以复加。1973年她作为首位受接见的以色列官员前往梵蒂岗，当她以种进攻性而非防御型态势与主教交谈时，红衣主教被震惊了，她告诉他：“我们永远同情着别人”。梅的访问标志着犹太国首次被梵蒂岗承认，她证明了她对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信念。她在自传中承认这点，“我的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信”。

　　梅除了有力量和决心外，还具备外向、活跃的个性，她往往当机立断。传记作家佩吉·麦恩在1970年时和她同在特拉维，说：“当她作决定时，主意已定下。”麦恩戏称梅的内阁是：“哥达的厨房内阁”，“决策往往从哥达的厨房中配制而成”。梅的政治顾问斯密查·迪内兹说：“她具有女人最好的品格——直觉、洞察、敏感和同情——还具备男人的品格——力量、决心、务实、目的明确”。梅的直觉力量给以后的女领导者以信心。梅在1973年约姆·基帕战争中的直觉力，就显示出女领导者凭直觉感知危险的力量，梅的敏锐直觉不被男性内阁成员所重视，致使以色列许多人丧生。

　　家庭与事业

　　梅于1917年12月27日与内向的古典音乐家莫利斯·麦尔森结婚，她年方19，但已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她让莫利斯保证他们未来共赴巴勒斯坦；他保证了，但并不知道这位着魔型女性的紧迫感，在他们结婚后几周，党就叫她前往西海岸为犹太复国运动筹钱，她临走时说：“党说我应该去，我就去”。不久，梅又决定巴勒斯坦是他们的理想乐土，她要去那儿，莫利斯不想去但拗不过坚定的梅，莫利斯受不了巴勒斯坦犹太聚集区的艰难生活，说眼妻子一起到特拉维生养孩子。这种情形持续不断，因为梅总是愿意牺牲任何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她1928年遇见莎沙·赛尔曼后，她和莫利斯一直分居。梅总是愿意为以色列牺牲自己、家庭和丈夫。

　　梅与以色列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联系密切，她与才华横溢、追逐女色的塞尔姆·莎沙有恋情，他是个“有着百科全书般脑子的狂人”，成为她的老师和情人，这位迷人而善辩的演说家成为以色列的未来总统，保证她在1968年成为首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总统向她前情人发誓让她成为首相（马丁，1988）。在30年代，他俩走遍世界各地，莎沙曾答应离婚后与梅结婚，但他没做到，但即使如此，这位有活动力的领袖无疑对她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便是一系列这种恋情的开端，以致她的敌人贬斥她是“床垫上的梅”。

　　梅与许多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恋情，戴维·本一居里安，戴维·雷姆兹，伯特·凯兹内尔森，塞尔曼·阿雷内和亨利·曼托，都是她事业生涯中共同工作和战斗的名人巨士，他们都是她达到顶峰的关键人物。雷姆兹的爱持续了一生，他在党内为她提供了许多职位，梅说：“他是我真正的指南针”，很长时间内的良师，她常承认：“我很爱他”。凯兹内尔森以以色列的苏格拉底闻名，在30年代时首次任命梅为主管，成为互助部部长，梅提到阿雷那给她生活带来了幻想。曼托是个美国著名的资金筹集人，她30年代去美国筹资时，他成为她的知己和情人。

　　梅的举动往往没有坏心，她只是个充满激情的女性，凭自己的认识和感觉去生活，她是如此专注，并不会费神担心有什么结果。雷姆兹是终生情人，甚至他的妻子也被梅的魅为迷住，雷姆兹太太描绘梅具有“巨大的气质魅力”。梅承认自己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我知道，我孩子小时候为我忍受许多不幸”。这位专注的工作狂会为犹太复国事业牺牲自己——这等同于她自己的事业，也是她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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