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32)_兰德勒姆

三二

　　右脑思维

　　罗伯特·E．奥斯坦因的《知觉心理学》观察到，学校培养学生左脑思维传统，有背于创造活动，他发现学生强调分析能力培养，忽视非语言培养，其代价是创造力的丧失，“艺术家、舞蹈家、神秘主义者学会运用智力的非语言部分”，因而成为创造人才。弗利吉夫·凯普拉在《转折点》（1982）发现，由于遵从陈旧的哥白尼／牛顿式的将人作为机械性个体，我们常常有因小失大的毛病，凯普拉准确地将世界描绘为质量型的，而非雷卡尔所说的数量型的。

　　名牌大学培养的MBA学生，将现存的商业模式化，以了解在动态环境中变幻莫测的经营，这对静态组织管理还有用，但对培养学生在新的未知世界创业是绝对有害的方法。你不能通过研究现有的来了解崭新的，这种方法论是过时的笛卡尔理论的化身，那是脱离现实世界建立理想化机械式模型的陈旧方法。伟大的革新者和创造天才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数字性崇拜，右脑驱动革新者学会运用应付动态社会必备的数量式问题解决技巧。特蕾莎嬷嬷以其简单方法取得成就，对此了解透彻：“如果我们等到数字出来，我们会在数字中迷失”。

　　科学家早就发现，左半脑控制语言、序列、数字和逻辑思维过程，西方式方法是左脑导向，围绕组织和预测。相反地，右大脑负责非语言、视空、感知和直觉，更具东方特性，右大脑所思维的是即将涌现的思想泉流，爱因斯坦对此了解甚多。当离船踏上纽约港时，一位年轻记者问他从地球到月亮距离多远，爱因斯坦说他不知道，记者深感惊讶，认为这是高中生都知道的简单问题，爱因斯坦说，“如果我要费神去知道这些小事情，我会无所适从。我需要集中精力于更重要的事情”，他明白自己的右脑直觉力会被毫无用处的左脑数量性事情所限制，他不想让左脑琐碎之事充斥地扭曲自己的右脑思维能力。

　　科学家同样发现，在数字演算过程中，左脑占主导，但基本不可能有很好的直觉或创造性思想，这便是为什么伟大思想总是产生在飞机上，在细雨中，或在退潮前，这些时候，脑子没受制于数量问题的解决，而让右脑，直觉的大脑，向创造思维敞开，我们如何能将自己处于这种创造状态之中呢？彻底放松，沉思、感觉消遁封闭和睡觉是最好的途径。坐在计算器或打字机前是不可能有所创造的，这时你的左大脑主宰思维，让右大脑处于催眠状态，无法发挥功效；到海滩边去散步，让左大脑休眠，右大脑就会发挥神奇的直觉力量。莉莲·弗农就采用这种方法选择新产品，她从不采用正规的市场研究技术，而是依赖于自己所称的“我的黄金内脏”，以她的话来说：“我只是卖出了自己想买的产品。”

　　幻景

　　安顿·威尔森，著名的新浪潮作家说：“未来首先存在于幻景，然后于意愿，然后才变为现实”。卡尔·荣格在1988年发展了威尔森的观点“幻景是创造的机制”。幻景或象景不受什么“是”的制约，它们去追求什么“可能是”，因此，倾听自己内在心声感觉，让崭新而未知的启示掠过脑海，它让个人随心所欲去试错，卸掉自我，摒弃同伴影响。内在的深刻的成功印记，是完成突破性创造过程的唯一途径，而幻景是导致这种想象出现的过程，无论是通过沉思、放松、感官消遁、催眠还是与个人有关的其他方法都是如此，这种力量只能通过放松性的集中来建立。书中许多女性没听说过安顿、威尔森和卡尔·荣格的理论，但她们以其敏锐的感觉实践着这些科学家智能型创造力的意境。

　　教条主义思维有背于创造

　　哥达·梅毕生与一个异端邪说的宗教运动相联系，颇具讽性的是她不是教徒。由于母亲的坚持，哥达以犹太人信奉的仪式成婚，而哥达自己认为教条主义的仪式完全不需要。艾恩·兰达创立了自己的教条，她13岁时，便是个彻底无神论者，但她的作品颇具宗教狂热，以致在美国孕育了一种崭新的政治运动，意志自由主义者运动。她由于一个对抗性的电话而写了《阿特拉斯耸肩》，一位朋友告诉她“你有责任为你的哲学撰写非小说论文”，艾恩被激怒道：“我罢工又怎么样呢？世上所有有创建者都罢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便是《阿特拉斯耸肩》故事的主要线索和道德哲学观：“在道德哲学历史中最具伤害力的反概念之——责任！”兰达概述道：“责任摧毁推理；责任摧毁价值；责任摧毁爱情；责任摧毁自尊（它不让自我存在以受尊重）；责任摧毁道德”。

　　大多数创造天才探寻真理，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得不摧毁旧的教条，不让教条限制新生事物。约瑟夫·舒姆彼得的“创造性摧毁”定义了革新过程的本质，任何新生事物的呈现都必须以旧事物为代价，教条思想必须被任何想成为真正创造者的人清除出去。书中这些女性将自己的透析立于教条条规之上，是首先摧毁过去偶像的人。

　　小结

　　书中这些女性所显示的反叛性的“打破规则”的品质是创造过程的本质，每个人都愿意踏入别人不敢问津之地，并以宏观视野来达到，她们女性化的直觉是她们成功的一大因素，她们以其归纳的、宏观的、质量的视野对待一切事情；她们具有直觉眼光，有福生活大图景和一种长期观念；这些妇女不理会一切教条，运用自己的视野和想象眼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借助叛逆性和离经叛道的态度，达到了各自事业和领域的顶峰。

　　这十三位创造幻想家也是传统女性角色的叛逆者。不管结果如何，她们是自我的圣人。这种反偶像崇拜被一个富有弹性的自尊武装着，这在商界，政界或娱乐圈并不多见。她们不是程序化为取悦于世界，而是听任自己内在需求和梦想的指挥，她们以优雅而反叛性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以哲学家阿瑟·叔本华所认可的那种方式实现这一切，他说“所有真理经历三步曲”，

　　第一＝它是荒唐的
　　第二＝它遭强烈反对
　　第三＝名被视为不证自明

　　叔本华进一步证明，只有3％的人卷入前两个步骤，97％的人等待着不让自明阶段，而往往是太后面了，不可能有较大机会发生。这些女创造天才愿意被嘲笑，因而列入3％的行列，也因此99％地成为大有收获者。她们满足于矛盾使她们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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