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19)_虚阁网

一九

　　这就是泰戈尔对于人们喝采的不合作运动，和因般遮布屠杀及托着哈利发的事而鼓动起来的暴动所持的态度。他害怕这运动的效果，会使那易受刺激的民众，因一时气愤而发起攻击。他要求人民都忘记复仇。

　　他幻想着不可能的报复。他要他们把不可恢复的，都忘记了，而聚精会神地为印度建成一个新的灵魂。他虽然敬仰甘地的主义，和他的牺牲精神，但是他恨不合作运动中有“不”字的成分。按照他的天性，他对于一切有“不”字的事物，都抱着避开的态度。

　　结果甘地回答说：“铲除的工作，正与接纳的一般重要。人类的进化包含这两者的总和。”优婆尼沙昙的末一字是一个“不”字，它的作者对于印度教徒的定义是“不是这个”。印度已经失去了说“不”的权力，甘地把它恢复回来。芟艾杂草是和播种子一般重要的。

　　但是泰戈尔显然不相信铲除的工作。在他诗的沉思的生命中，他满足于现实的事物，而只以它们的和谐为快。在他的美丽诗句中，他说明了他的意见，但都离开了现实的生活。他的字句，好像纳塔拉阁剧中的跳舞一般。他说他想使他的精神，和当时布满于全国的空气协调，但是他不能做到，因为不管他自己的意思如何，他心中总有一种反抗的精神隐隐不灭。他说：“在失望的黑暗中，我看见一个微笑，听见一个声音说道：‘你的地位在世界之海的海滩上，和儿童们一块儿游戏，在那里，我也和你同伴。’”他用诗歌来作剧，并发明新的音节，“继续地发出他的和谐的声音，有如儿童们在阳光之下跳舞，并带着笑声不见了。”

　　一切的事物，在他看起来，都是快乐的，花和叶都纯粹是并未停止过的音节。上帝自己，便是一个最高的术士，他和时间玩弄，播星球和行星于表现的湍流之上，并以充满着迷梦的纸舟，投入到时光的河里去。

　　“当我请求他允许我作他的门徒，并让我将我几种发明的玩物放入他所欣赏的舟中的时候，他只是微笑。

　　我便跟着他走，挽住了他的衣袖。”在这里，泰戈尔觉得他还在他自己的位置上。“但是当我在群众之中，四面受挤的时候，我是在何处呢？谁能了解我所听见的声音呢？假如我听见歌声，我的嗓子必能连着它的音节而合唱，因为我是一个歌者。但是在群众的狂慢的喧呼中，我的声音已丧失了，我也晕眩了。在不合作运动的喧闹中，他想求出一种音节，但是不能求得，因此，他便对自己说：“假如我不能跟你的同胞在他们的历史中的一个最为危险的时期一同前进，你要提防着说：‘他们是错的，而你是对的。’而如果一旦离开你的队伍，走回诗人的处所，就得预备接受讥笑和群众的谩骂。”

　　泰戈尔是又一个哥德，一个印度的哥德，巴卡斯也是这样说。就此看来，好像泰戈尔已经就此决定了。

　　他与不合作的运动告别，因为他含有否决的成分，他退回到他自己的创造迷宫中。但是他还不只是止于退出。他说，命运决定他一定要驾驶他的小船以反抗时代潮流。在这时候，他不只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亚洲派往欧洲的精神上的大使。他刚从欧洲回来，在那里，他请欧洲人民和他合作，在圣提尼克丹地方建一个世界大学。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定数，在世界这一边，他正在宣讲东方和西方合作，而同时在世界那一边，却有人正在作不合作运动的宣传。

　　因此，不合作运动对他来说是双重的损失，一方是他的工作，而一方则是他的生命的观念。他说：“我相信东方和西方的真团结。”

　　不合作运动和他的思想相冲突，因为他的脑力，他的丰富的智慧都受到世界一切文化的滋养。他说：“人类一切最伟大的东西，都属于我。”“至大无边的人格，有如优婆尼沙昙中所说的名词，只能由全人类的宏大和谐中生出。我的祷词是盼望印度代表世界一切民族的合作，为了印度的幸福，合则为真理，分则为罪恶。合的意思，是包含和了解一切，因此，它不能由‘不’中求得。我们现在想把西方的精神和我们的精神分开，这的确是一种精神上自杀的尝试当今的时代是西得势，这是因为西方负有完成一种使命的责任。我们东方的人，应当跟着他们学。我们遗憾的，自然是我们已失去了珍重我们自己文化的能力，因而不知道如何使西方的文化走上正当的轨道。但是如果因此便说我们和西方合作是不对的，那便无异于促进了地方主义最污劣的形式，说明了智能上的缺乏。

　　这是一个世界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由于与其他国家分开而能使自己得救的。要得救，便是大家都得救，如果不然，只有同归于毁灭。”

　　换句话说，泰戈尔的拒绝西方文化，也如哥德在1813年的拒绝法国文化一样。甘地主义，并不是真的在东方和西方中间建起了一堵高墙，可是泰戈尔知道印度的国家主义一旦被鼓动起来，必定有人把它这样解释。泰戈尔怕那种排斥外来文化的精神发展起来，当他的学生在不合作运动初起时来请他忠告。他便对他们说出了他的怀疑和焦虑。学生罢课是为的什么呢？他问道：“学生要牺牲为的是什么？并不是为求得一个更完满的教育，而是为求得一个无教育。”

　　在沙德希第一次运动的时候，有一群少年学生告诉他假如他命令他们的话，他们便可立即离校。当他回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都很激怒地离开了他，并对他的爱国心发生了怀疑。

　　在1921年的春季，当印度开始抵制英国学校的时候，泰戈尔在伦敦已见过一次知识界爱国主义的挑拨行动。当他的朋友披尔逊教授讲课没有结束时，有几个印度学生便发出错误的国家主义宣言。泰戈尔非常生气，在他给圣提尼克丹的管理处处长的信中，他责骂这种不忍耐的精神，并把他的责任，归咎在不合作运动上，甘地对于这点回答说：“我并不想把我的住房四边都围起来，也并不想把我的窗户都堵塞起来。我要各方面的文化都尽其所能地在我屋里传播但是我不要任何文化吹走了我的脚跟我所主张的，并不是一种监狱的宗教。它完全有地方容纳上帝所创造的最微小的东西。但是它是反抗种族、颜色，或宗教的傲慢的证据。”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