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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战局在发展。英国张伯伦内阁倒台,丘吉尔组成战时临时政府。6月中旬,德国入侵俄国,国际形势突然转变。7月,英国当局宣布扩大总督行政会议,并成立国防会议。

  甘地与国大党分歧越来越大。

  7月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主席阿萨德在会上作报告说:“国大党是个政治组织,不是争取和平的机构,甘地的主张在党内无法实施。”甘地当即宣布引退。

  9月16日,全印度委员会又通过决议,请求甘地重新领导国大党。当时的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在紧急会议上说:“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使我们决定再度要求甘地任国大党的实际领导工作。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他已经同意这样做,因为目前他和工作委员会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分歧了。”

  甘地当即与总督举行会谈。总督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我不会让你向任何人进行反战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反战宣传既危害印度利益,也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

  甘地也毫不示弱地说:“如果政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

  谈判破裂。

  甘地接着开始组织个别民事非暴力抵抗运动。精心挑选了一名忠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骨干巴维走南闯北宣传,反对出钱出人帮英国作战,主张非暴力抵抗战争。结果被捕。《哈里真》周刊被迫停止。之后,尼赫鲁亲自出马举行集会并进行反战演讲被捕。从此接二连三,大批国大党领袖和非暴力抵抗运动者被捕入狱。据资料统计,到1941年初,被捕入狱者达2500多人。

  直到1941年底,尼赫鲁等领袖人物才被释放。

  事实上,印度被看成是英国附属,它的真正利益对统治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丘吉尔关心的是战争的进行,他要不择手段去哄骗印度去为英国的利益打仗卖命、流血牺牲。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军队直抵印度国门。

  英国正逐步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无法阻止日本人在东南亚地区以势不可挡的挺进趋势,动员印度的大量资源和人力已成为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丘吉尔在社会敦促下,最后终于同意对德里作出重大让步。虽然他拒绝承认印度立即独立,但英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为了把日本烧到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战火扑灭,不得不作出保证,待日本战败后,印度将取得自治领地位,换言之,印度可在英联邦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力。谁都知道,丘吉尔从来就不掩饰他对甘地和国大党的蔑视,早些时候曾狂妄地宣称:“出任国王陛下的首相,决非主张肢解大英帝国。”

  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国大党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12月23日,国大党发表声明,表示同情一切遭受侵略的国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与国大党合作,为争取印度的自由而战,拿起刀枪,赶走侵略者。

  但是甘地仍然固执己见。他认为丘吉尔的态度“是件有毒的礼物”,因为他的目的是在于争取印度立即予以合作,以暴力抵抗日本法西斯。圣雄对国大党的态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做违背了非暴力信条,要抵抗日本,惟一有效的反抗武器乃是非暴力,“只有非暴力才能免于印度的灭绝”。圣雄的眼帘中总是闪现出这样的动人画面:“一排排印度人,手无寸铁,用瘦弱的血肉之躯,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和烧红的枪口扑去;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残暴的敌人心慈手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在他非暴力原则指导下出现的奇迹,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他向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写信,表示,如果国大党决定与政府合作,坚持暴力抵抗,那就请解除孟买决议托付给自己的责任。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在重读孟买决议案时,我发现各位委员是正确的,我却把它误解为一种原文中不可能具有的意义。国大党抵制作战行动的斗争,所根据的理由并不以非暴力原则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上述错误的发现使我不可能领导国大党进行斗争了……因此,请你们解除孟买议案加在我身上的责任。”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考虑到与甘地之间分歧太大,根据甘地意愿,免除甘地继续领导国大党至高无上的虚有职务。

  1942年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再次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领袖。

  3月7日,仰光陷落,看来日本侵略的浪潮很快就要席卷孟加拉和马德拉斯。情况十分危急。丘吉尔授权战时内阁中的社会党同僚温斯顿·克里普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印度处理有关事务,调解印度各种派别之间的冲突,“促进全印度人民思想和力量的集中”,动员一切力量以服从于英国战争计划压倒一切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到印度,的确克里普斯是个最佳人选。他是位反对帝国主义者,对印度的要求他曾公开表示过同情,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熟悉,还与真纳在处理律师应处理的案件中有过交往。而且他又笃信基督教,生活简朴,与甘地也应该可以打一番交道。他自己也感到自己善言能干,机敏过人,这次出使印度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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