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39)_虚阁网

三九

　　当天，许多印度记者前来监狱采访。甘地对他的这次绝食“苦行”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说：“我虽然出身高贵，但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百分之十的上层，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要的是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所有可怜大众，与他们生死与共。我想要提高他们的地位，光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是不够的，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提倡为他们服务，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我坚决反对。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绝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和对他们的限制。”

　　如果说甘地的绝食在全印度引起极大震动的话，那么甘地的这番动之以情的话则唤醒了民众。无数的人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自己也曾诅咒贱民，以他们为鄙视，与甘地的态度相比，真是自惭形秽。现在甘地决心以绝食至死的勇气来维护贱民权益，才是伟大的壮举和高洁的灵魂。假如甘地在这次绝食中丧生，那么过去诅咒过贱民的人也和政府一样有逃脱不了的罪过，法律不予制裁，就是上帝也不会放过。于是各方人士都纷纷参与解救贱民的斗争，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经过社会各界同心同德的呼吁和抗争，种姓印度教首领与贱民首领签定了一些协议，拟取消单独为贱民区划定选举区的做法，并给贱民的席位增加一倍，同时取消阶级一说。甘地绝食五天之后，正在让医生作健康检查之时，传来消息说，英国政府同意这个新方案。

　　感到焦躁不安的甘地，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容。26日下午，甘地恢复进食。

　　几乎在甘地刚恢复进食的同天下午，被甘地称为真正的朋友的泰戈尔特意赶到监狱，为甘地咏唱了一首赞美诗。这首诗选自《吉檀·迦利》。诗云：

　　当生命枯萎之时，应该洒以同情的慈霖；

　　当整个甜美消失时，应该携带甘露的歌声。

　　这次斗争初战告捷。从此，在很多城市的大街上，种姓印度教徒与哈里真开始公开互相来往，不分彼此贵贱，许多庙宇也为那些“神之子民”敞开了大门。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等方面，过去的贱民已与印度教徒享受平等待遇。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同年年底，契拉诺邦的一所印度教庙宇就仍然不准许贱民入内朝拜。一些印度教徒保守势力，全然不顾什么协议和方案，他们只承认历史事实和教派法典。甘地知道此事以后，严厉指责了那些顽固派的行动，强调要立即改正这种错误行为，并声称，如果不改正，他将再次在监狱里绝食。谁知那些顽固派反而指责甘地，动不动就拿绝食相威胁，老是危言耸听。甘地说，绝食是只有宗教教养好的人才能掌握的武器，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只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但是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顽固派们依然不听，认为甘地是印度教的离经叛道者，如果甘地果然绝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将同时绝食，奉陪到底。甘地与他们展开了公开论战。最后，经过公民投票，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赞成甘地意见，同意贱民入庙，从此消除一切歧视。

　　甘地认定，这一时期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解救贱民，少问其他。到了1933年1月4日不合作运动纪念日的那天，几位领导人前往监狱请示甘地，是否重新组织不合作运动。甘地告诉他们请他们自己做主，他说：“我现在精力和时间有限，而印度还有4000多万贱民等待着有人去拯救他们。我要从事解救贱民工作。”对于甘地来说，思考便是决定，决定便意味着行动。他创办了一个新周刊《哈里真》，自任主编。先前自己主持的《青年印度》已经被迫停刊。甘地要掀起一个哈里真运动，非要一块舆论阵地不可。而这时的政府似乎也希望他在狱中从事这项改革活动，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注意力从政治骚动转移到社会改革上来。甘地亲自为《哈里真》周刊撰写发言词。

　　这段时间，国大党与非国大党领袖，包括贱民领袖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协议，对贱民的教派自治决定通过了一个修正案。

　　由于协议中有一条规定：为取消不可接触诫条和改善贱民的情况，举行一次全国性运动，英方当局允许甘地在监狱中进行有关哈里真的工作。这就使得监狱以外的国大党人把精力从组织不合作运动的工作上，转移到组织哈里真福利上去了。

　　到1933年4月，甘地仍对全国解救贱民工作不满意，所以他又一次想到了绝食。29日深夜，他告诉随侍人员，到深夜12点时，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指示他绝食。他试图进行体能反抗，但是无效果，所以迫不得已，只得遵命。30日他即宣布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

　　他就此发表声明时强调，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而是自己自洁的措施，通过这次绝食，纯化自己的清心和灵魂，使自己与上帝和真理更加接近。第二天，他又给总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这次绝食与政府无关，请不要误会，完全是内心的趋动和自省。尽管如此，甘地已是年迈的老者，又宣布绝食21天，使政府当局很感头痛。原定5月8日上午10点开始绝食，结果上午9点就将甘地释放了。大概政府认为，如甘地要绝食以自洁，别死在监狱，死在监狱就有说不清的麻烦，至于在外面还绝不绝食，绝食带来什么后果，那将由他自己负责了。但是甘地出狱后，仍不改决定，照常绝食21天，同时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一个月，要求政府释放非暴力政治犯。

　　接着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根据甘地的意见，拟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斗争形式改为个别不合作运动。甘地为这个决议作出解释说，群众性斗争风险太大，受迫害的受镇压的人太多，这是不合算的，而个别斗争，灵活性强，既可以前仆后继，又可以把战线拉长，保持斗争的持续发展。甘地致总督一信要求见面通报这一意见，总督表示这一意见不能接受，因而不予会见。国大党立即宣布实施这个意见。甘地首先将自己花了18年心血组织起来的真理学院解散，动员学员奔向各地开展个别不合作运动，自己则率领33名真理学院学员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宣传他包括解救贱民在内的建设性方案。

　　这是应该早就预料到的。真理学院刚刚宣布解散的第二天，甘地及夫人以及所有学员全部被捕。自从1930年3月甘地离开真理学院开始他的丹地之行时就宣誓，如果他的国家不能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就不再踏进真理学院的大门。三年以后的今天他回来了，可惜是含着宣布这个培训基地不复存在的酸楚心境来的。然而，就是这样，政府也不放过他。他8月1日被捕；8月4日被释放，但是警察当局要求他不准离开浦那。甘地断然拒绝，再次被捕，判刑一年。政府表示，只要甘地表态不再从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将他释放，但甘地不允，他就他不能接受任何有条件的释放，并于8月16日再次宣布绝食至死。监狱对甘地的管制更加严厉，只准读些书报，不准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每天只准接待两名来访的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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