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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记得1919年圣诞期间国大党在阿姆利则召开的年会,大会主席是老尼赫鲁。据老尼赫鲁之子,后来成为印度独立之后第一位总督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自传》称:“阿姆利则大会是甘地领导的第一次大会。提拉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讨论问题时很活跃。然而大多数代表,尤其是会外的群众都指望甘地来领导。‘圣雄甘地万岁’的口号开始左右印度的政治。新从监狱出来的阿里兄弟马上参加大会。民族运动开始采取新的形式,向新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议虽然出现了甘地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尖锐的意见分歧,虽然未能通过甘地提出的对旁遮普与古遮拉特“暴力”进行谴责的议案,但是大会通过了50多种议案,其中也包括甘地主张的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议案。继1921年7月国大党孟买会议提出中心工作限于9月30日以前加紧提倡土纺土织的土布工作之后,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从当年8月1日起一律不准再穿洋布衣服而改着土纺土织的土布衣装。在这一天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甘地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自救。”

  甘地认为,他之所以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土布运动,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极大的破坏了印度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英国人以武力的手段,低价收购印度棉花,经过加工制作成产品,又以高价销向印度,从中对印度进行经济掠夺,榨取大量财富。印度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养活了那些大腹便便的英国有产阶级。而这时印度的劳动人民却过着非人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被践踏。所以开展声势浩大的土布运动,抵制洋布,也就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有效的反抗。他衷心地希望党员能支持他,积极参加这项运动,也希望民众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做出真诚的行动。

  自从国大党发出党员不允许穿戴洋布衣帽之后,甘地宣布他自己将永远只用土布缠腰,上身不着衣装。这种装束一直保持下来,直到老年,虽然上身赤裸,但下身的一块土布则变得神圣起来。不管是在什么场所,城里、乡下、国内、国外,他都没有丝毫改变。他说:“我是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产者,我也要穿着简朴,时时告诫自己要终身为印度的劳苦大众谋福利。”

  他不仅积极为真理学院找纺车,而且还每天坚持纺线织布。就连1922年身处囹圄的他,也要坚持每天用四小时纺纱做棉条,他说,不仅因为自己的劳动果实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举目可见,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印度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走向自治的需要。1924年6月,刚出狱半年的甘地,参加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的年会,又提出了四项议案。

  第一,取消党员每月缴纳四先令党费的规定,改为党员每月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四英两;

  第二,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第三,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第四,谴责恐怖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于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大会在审议这四项议案时,引起很大争议。在讨论第一项议案时,极为不满的国大党元老老尼赫鲁、达斯和一些反对者愤然退出会场。大会表决,这项议案仍然被多数票通过,但是最后又被撤回。甘地自然十分伤心。

  当时身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回忆这件事是这样说的:

  “我始终没有能够搞清楚甘地为什么那样热心纺纱,因为他一定事先知道许多人会激烈反对他的这种主张。也许甘地想借此限制国大党的党员,只相信他的建设性和土布计划的人才参加国大党,并把其他的一些人赶出去或强迫他们服从。他们虽然取得多数派的支持,但他的决心动摇了,开始跟别人妥协。在以后的三四个月中间,甘地在这个问题上几次改变主意,这使我很惊奇。他似乎像一个人飘浮在大海上摸不着方向。在我过去的认识中,他不是这种人,因而我对于他现在的这种行动感到奇怪。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并不重要。把劳动看作选举的条件当然是好办法,但是像甘地那样规定要纺纱,未免有失原意。”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不仅老尼赫鲁,就连年轻尼赫鲁也都不理解甘地的主张。可见,在国大党领袖层,甘地要推行自己的方案是何等艰难。

  正如尼赫鲁所说一样,他都感到奇怪,甘地竟然作了让步。甘地同意把纺纱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同时保留党员每月仍旧缴纳四个先令的党费的规定。

  但是甘地并没有因此淡化推广土布的感情。同年8月31日,他在孟买的豪华剧院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他的建设性工作思想,主张把土纺土织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亲善、解救“贱民”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

  从这时起,甘地的主要活动便是到全国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建设性方案,其中包括土布运动的主张。

  在以后的五年中,甘地似乎终止了鼓动性的政治活动,专心致力于他的建设性工作宣传,并把这种主张深入到农村中的广大群众,他希望他自己能走遍70万个乡村。他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独立的真正基石”,“我所主张的不仅是将印度从英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我要使印度摆脱一切枷锁”。这段时间,尽管他也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大党的会议,为国大党的内部团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尽力,但是他主要仍是在无声无息地走遍全国。他常常深入“贱民”区,广大的“贱民”以狂热的崇拜心情向一位当代圣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他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贱民”都赤着脚,站在毒辣的太阳下迎接他。有一次他参加一次会议,看到“贱民”被隔离开来,坐在一个远远的角落,甘地便走到他们中间讲话,这部分人由此而非常荣耀,“受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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