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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就这样,甘地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被通过了。对于甘地来说,虽然提案并没有引起大会更多的重视,戈克利先生的真诚的支持使他感到十分宽慰,而且提案毕竟得到了国大党的通过,得到国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对南非印侨确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在戈克利的安排下,甘地住在戈克利家里。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交往,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与其说甘地对戈克利是尊敬,还不如说是崇拜。他把戈克利当成一名领袖来推崇。郁达夫曾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甘地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与戈克利交往的。戈克利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对待甘地,尽可能满足他生活上的要求。甘地却要求不多,生活上处处都是自己动手,从不需要别人照料。甘地这时已经成为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也称得上是一名颇著名的律师,在他身上能够保存这样的美德,使戈克利非常高兴,他常对这位小弟弟赞不绝口。

  甘地认为,他看着戈克利工作,像是受教育一样感到快乐。戈克利从不浪费时间,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工作着,他的谈吐,他关心的问题,无不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印度当前贫困和屈辱是他说不完的话题。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公众的利益上。曾经也有人劝过戈克利人生应该多一点别的兴趣。而戈克利总是回答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够我用得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戈克利家里常常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而且前来拜访他的多是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当这些人来到戈克利家里时,戈克利总喊甘地坐在旁边,从不回避他。他还经常把采访的重要人物介绍给甘地,让甘地多与他们接触。其中有位客人使甘地印象很深。他叫罗伊,是一名医科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每月只留40卢比,其他全部用于公众事业。他至今没有结婚,而且也不打算结婚。罗伊与戈克利完全属于志同道合者。甘地喜欢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戈克利与别人交谈,他觉得能听到这种交谈,是一种享受。

  戈克利生活非常简朴。他家有一辆马车。他出门都是乘坐自己的马车。

  他告诉甘地,作为一名为自由而准备作出牺牲的人,就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更不能拿公家的钱花在自己的安逸。

  戈克利身体状况不太好,总是感到身体有诸多不适。甘地关切地劝他应该多走动走动,锻炼锻炼身体。但是戈克利说:“我没有那个工夫啊。”

  甘地住在戈克利家期间,通常将时间分成两半,一半用于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名人。甘地参加了一次集会,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尔战争的演讲,戈克利先生因为忙,没有出席,但是他了解到情况后,对甘地的演讲给了充分的鼓励。甘地抽出了时间,在戈克利的帮助下,到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走过,他感慨很多。这里妇女勤劳善良,而男人大多懒散不精,显出一片昏昏沉沉的样子,甘地很难过。走进神庙,人们自然会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看到的是,在昏浊的烛光下,老鼠成群,庙台上灰尘寸厚。作为一个佛国,这里却完全没有虔诚可言,佛主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摆设。甘地还看到,这里生活着不少的印度人,但是其中一些人竟然与英国人串通一气,对缅甸人做出不道义的事情。甘地更是痛心。

  甘地向戈克利表示,想亲自去坐一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体察民情。戈克利赞同他的意见,并热情地为他准备了许多食物和衣服。临行那天,戈克利喊来罗伊教授一起为他送行。戈克利说:“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送行了,但是你坐三等车走,我们就非得来送你。”甘地带着戈克利美好的祝愿,踏上了征程。

  坐上了三等车,甘地发现这里与头等车差别是何等大啊。就说车厢里面吧,它与厕所几乎没有两样,肮脏不堪。铁路当局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根本不管。甘地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来乘坐这种车。事实上,从这次旅行后,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出入,直到他大病一场之后才放弃这种体验。

  旅行归来,戈克利建议甘地在孟买定居,一方面从事他自己的律师业务工作,另一方面协助戈克利从事公众工作,也就是国大党的工作。甘地对戈克利的挽留很是感动。但是他对留在这里工作信心不足。以前在这里的失败,一直像阴影一样环绕在他的脑际。甘地大概并没有读到过中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的格言,因此,他婉言谢绝了戈克利的意见。他还是准备回到拉奇科特去,那里有曾经极力鼓励他去英国留学的达维先生。事实上,一到那里,达维就给他接了三桩案子。达维先生说:“胜诉败诉都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全力帮助你。”

  就这样,甘地告别了戈克利先生。不久,又应南非之邀赶往南非。甘地在南非,一直与戈克利先生保持通信联系,并多次邀请他到南非访问。

  1912年10月22日,戈克利抵达南非开普敦。南非政府以贵宾礼遇相待,并派员陪同他到各地参观考察。印度人与欧洲人都热烈欢迎这位国大党领袖,所到之处都举行盛大欢迎会。戈克利这次南非之行获得重要成果。1912年11月15日,他与南非政府达成协议,废止了歧视印侨的法案,修改了移民法中种族歧视的内容,取消了3英镑的人头税。戈克利应甘地邀请,亲自到托尔斯泰村小住。甘地兼作他的私人秘书。他对甘地以及印侨所作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离开南非之前,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亚市政厅发表了告同胞书,告同胞书说:“常常记着你们的前途大半握在自己的手中;我求神不要让你们在德兰士瓦已进行过三年的这种斗争,又将被迫再度恢复。不过假如再次恢复,或为了主持正义,或制止不义而作类似的斗争,你们的表现,你们联合起来的力量,以及你们愿意受苦牺牲的精神,将起决定作用。”

  这一次甘地本来想直接从南非回国。由于戈克利的邀请,用甘地自己的话说是“指示”,甘地欣然前往伦敦。甘地这次仍然是乘坐三等舱位。临行前甘地因为进行过两次绝食,加上水也喝得少,澡也洗得少,身体极为虚弱。

  同事劝他在南非先恢复一下体力再动身,但是甘地不从。甘地携妻、子于1914年8月6日到达伦敦。但是前两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戈克利因健康原因先去了巴黎,被战争阻挡在巴黎。甘地忐忑不安,不知他何时到达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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