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89)_李光耀

八九

　　1970年10月，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一个晚宴上，撒切尔夫人坐在我旁边。那时候希思还是首相，她是教育部长。我们谈论了以教导混合技能的“综合中学”取代语法学校后英国所蒙受的损失：聪明的学生固然吃亏，其他学生也不见得因而得益。

　　撒切尔夫人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问当时的下议院议长乔治。托马斯对她有什么看法。托马斯以抑扬顿挫的威尔斯口音回答：“她非常热爱英国，能为英国效力。她要扭转整个国家的局势，我相信她是推一有毅力办到的人。”当我问当时的首相卡拉汉对她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答复是：“她是前座议员中推一的男儿大丈夫。”从一个工党议长和一个工党首相口中得到这样的意见，加强了我自己的看法：她的确是个“有信念的政治家”。

　　撒切尔夫人满怀理想在撒切尔夫人赢得1979年5月的大选时，我为她欢呼。她主张推行自由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在她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在伦敦以及还有几次在她途经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我们曾经见面。1979年6月，她出任首相一个月后，我在唐宁街10号跟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会谈。她当时满怀理想。

　　1980年7月，撒切尔夫人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写信邀请我当演讲嘉宾，于同年10月在布赖顿召开的党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邀请的演讲者来自共和联邦，这对保守党大会而言还是第一次。我回信说，因为我跟工党之间有一段可以追溯到40年代我在英国求学时期的渊源，所以无法接受这份殊荣。

　　她是个十足认真的人，充满毅力和干劲，对自己能够落实国内的经济政策有充分的把握，但是从来不曾低估工会所将给她带来的问题。因此，当煤矿工人在1980年3月开始罢工时，我认为她一定能够苦斗到底，却没料到罢工工人和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会持续整整一年。换成在她之前的首相，恐怕就无法坚持到底了。

　　1985年4月，撒切尔夫人来新进行官方访问。我在晚宴上恭贺她减轻了英国福利制度的诸多牵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40年，历任英国政府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财富会自然地创造出来，需要政府注意和巧妙安排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因此政府想出妙方，把成功人士的人息转移给不太成功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国家需要一个胆识过人的首相把实情告诉选民：制造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宝贵分子，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应当有权保有他们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国留下来的种种哦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们却竭尽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何降低水平而变得平庸。”

　　撒切尔夫人很有风度地以相似的口吻回应：“我宁可这么想：你们曾经向英国看齐，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向你们学习……你们的才干、进取心、勇于接受挑战、努力、冒险精神、自信、活力已经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成功榜样——你们的成功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第二天。数份亲工党的英国报章刊登了工党影子内阁卫生部长弗兰克。多布森的强烈反应：“李先生应该闭上他那张笨嘴。”一名工党议员艾伦。亚当斯补充说：“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当模范，我们的国家就要回到1870年人们在血汗工厂夜以继日工作却什么也得不到的时代。”

　　旧工党的心态这就是典型的旧工党思想未能跟上潮流发展的心态。1985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500美元，英国则是8200美元。到了1995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6万美元，早旧超越英国的1.97万美元了。我们的工人赚钱比英国工人多，还有自己的房子，储蓄（在公积金和储蓄银行户头）也比英国工人多。

　　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11月辞职时，寄了一封道别信给我：“生命多么变幻莫测：谁会料到合作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竟然会在几乎同一天辞去在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的职位。不过，在离职之际，我只想说，我从我们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并钦佩你所坚持的信念。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少了你我出席，肯定会逊色不少！”

　　我跟撒切尔夫人打交道的机会比跟其他英国首相接触的机会多，因为她两度蝉联。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局势具有铁一般的意志。她坚信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将能带来自由的社会。她的基本政治触觉相当敏锐，但是往往显得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苦苦挣扎。等到她下台时，英国人已经卸下一部分的阶级包袱了。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作风，却往往引起旧白人统治国家总理们的强烈反感。1985年，在巴哈马举行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和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不断跟她纠缠，向她施压，要她同意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会上除了她以外，所有发表开幕词的领袖都攻击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撒切尔夫人独排众议，反对进一步制裁比勒陀利亚，反而建议进行对话。我敬佩她有那样孤军作战的勇气，拒绝在威逼和恫吓之下屈服。只可惜她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梅杰在1989年10月陪同撒切尔夫人到吉隆坡参加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时，职位是英国财政部长。1996年5月，我在唐宁街10号和他重逢。当时他肩负艰难的任务。撒切尔夫人全力支持他竞选保守党党魁和首相，并指望他沿袭对欧洲的政策。她在党内的影响力使他日子不好过，媒体也不见得给他宽限，不消几个月就认定他成不了气候。因此，虽然英国经济当时表现强劲，却对他在1997年5月对垒新工党的挑战一点作用也没有。

　　1995年5月，我在伦敦同当时领导反对党的布莱尔初次见面，对他的年轻和朝气蓬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比显龙小一岁。他的参谋乔纳森。鲍威尔在一旁做记录并负责后续工作。他想知道是什么因素促成东亚持续出现巨幅增长，英国和欧洲却成长比较缓慢，两种局面相异。我建议他在大选前到东亚访问，看看它巨大的转变，否则一当上首相，他将会受到外交礼仪的诸多约束。

　　第二年1月，他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后到新加坡。他在这里会见了我们的工会领袖，考察了他们为工会会员所争取到的利益。他对公积金——我们的个人老年退休金户头，也是拥有住房和医药服务资金来源的户头感兴趣。他不隐瞒自己笃信基督教并因此推崇社会主义。面对我不以为然的反应时，他补上一句：或者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坦率地重复自己“或者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工党一派可是鄙视这类主义的。他的“新工党”并非虚有其表。他问我工党政府成功的机会有步大，我说一旦工党当政，他要说服旧工党接受他的政策，必定会碰到很多钉子。工党的年岁比他要大得多，不会那么轻易接受改变。

　　一个认真的政治家布莱尔来访几天之后，影子内阁社会福利部长克里斯。史密斯便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制度。几个月后，布莱尔的亲信彼得。曼德尔逊也来考察我们的保健储蓄、保健保险和新加坡公积金的其他功能。布莱尔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认真的政治家，他希望了解东亚的发展和这些国家成功的秘诀。那年秋天我们在伦敦再次见面。共进晚餐时，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在1997年5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后，他和他的政党特意表现谦逊，这要归功于他本人有自律精神。我在电视上观察他发表胜利演讲和步行到唐宁街10号的情形，整个情况说明他领导的是一个素质良好的班子。我在他获胜的一个月后到伦敦。我们谈论了一个小时，同样没有浪费时间嘘寒问暖。他一心一意想着在大选中答应选民政府所要做的工作。他是开足了马力直往前冲，却没因为这么年轻就被推上掌权的地位而冲昏了头脑。我们谈到中国和即将在6月底移交政权的香港。他对这件事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不想把因为港督彭定康而产生的纠纷闹大，反而着眼于中英比较长远的关系。不出我所料，他出席了政权移交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了会谈。

　　一年后，1998年5月我们在唐宁街10号重逢。这时候的他正在全神贯注处理急如燃眉的课题，特别是北爱尔兰的和平谈判。他抽出时间跟我谈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课题，但是没有提到双边问题，因为也没有那样的问题可谈。我们的环境已经改变：在防务和安全课题上，新加坡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系已经超越同英国的联系。我属于以英国为中心的一代，我的儿子这一代比较注重美国。显龙以及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必须了解美国。他们在美国军校受过训练，在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完成研究生课程。我活在英国强权之下的时代，显龙这一代人则必须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中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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