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21)_李光耀

二一

　　※6、工会脱胎换骨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

　　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是为工会斗争，出任工会的法律顾问和谈判代表。到了50年代中期，工会一般都变得好斗起来。为了争取投资，并且教育工会领袖和工会会员，使他们了解，为了提供新的职位，我们非争取投资不可。不过，要这么做谈何容易。

　　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工会引起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创下本地记录。1969年，这也是战前以来的第一次，全年没有发生过一起罢工或停工事件。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英国式的工会作风毒害了新加坡的劳工运动。殖民地政府请来英国职工大会的杰克。布雷热等顾问。这些顾问把压榨雇主的种种不良做法传授给他们，不顾公司状况一味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

　　1966年7月，我在军部平民雇员联合会的会议上，呼吁英军雇员摈弃这些摧毁了英国经济的英国工会陋习。我承认，当我代表工会进行谈判时采取过好些类似的做法，因为当时工人受到太多的剥削。但是，那么做的后果很糟，失业问题更因此雪上加霜，我悔不当初。例如，公共假日三薪导致清洁工人故意在公共假日前夕积压垃圾，这样他们在假日就一定有工作。规定公共假日的用意是让工人有时间休息，可我们的工人要的是更多的薪水，不是更多的闲暇。我促请工会领袖改变工会的一贯作风，破旧立新。

　　为了强调这方面的看法，我于1966年11月在国际劳工组织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当着该组织的职员和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会领袖的面，重提这个问题。我告诉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他们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我们需要这些金蛋。我说，工会曾经是新加坡反英政治运动的一分子。政治领袖，包括我在内，答应过为工人争取独立。我们说过：“跟我们一起争取自由吧，英国雇主给英国工人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待遇。”许下的诺言如今无论如何必须兑现，但是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重新建立“监管制度、纪律和工作准则”，以提高工作效率。

　　每年有三万人离校找工作。我解释说，新加坡工会的行事作风迫使雇主走资本密集路线，投资添置昂贵的机器来进行生产，尽量少请工人，情况和英国大同小异。这就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权的工会会员领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则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维持凝聚力和稳定，不重犯过去的愚蠢错误而动摇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我们应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报酬必须以工作表现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根据。

　　新马分家给工会和工人带来的震撼太大了，加上英军撤退后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因此他们接受了我这种讲究实际的做法。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危急，国家独立面临威胁。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职工总会秘书长何思明是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老同事，他对我的政策，例如取消公共假日三薪的决定，提出抗议。他和工会同仁必须应付基层的压力，争取工人群众站在他们那一边，以免被共产党的工会领袖盖过。我不得不对0他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私下里特地同工会领袖会面，向他们解释我的顾虑。这些非正式会谈使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必须建立新的架构，精简我们的劳动队伍。

　　1967年1月，卫生部开始推行新的清洁工人工作制度。同年2月1日，公共日薪雇员联合总会属下的公共日薪清洁工友联合会大约2400名工人发动“野猫”式（指未经工会批准或自行发动的）罢工。

　　这次罢工是新加坡劳资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换点。政府针锋相对地应付罢工行动，赢得公众的支持，也导致工会文化产生了变化从目无法纪转为讲理并互谅互让。我把公众舆论进一步扭转过来，通过向工会发表一系列演说，使工人对我们计划修订劳工法令有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完全禁止某些重要的服务部门进行罢工，并规定每个法定机构成立本身的工会。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指望他们以领袖的身分开创以讲究实际的策略见称的新劳工运动。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我会立刻让港口恢复运作。新元决不会贬值，我想人民是希望政府做出这一保证的。”我特别指出“地位稳固的劳工自私自利的行为”。新加坡港务局1967年处理的货物增加了超过10％，雇用的工人却没有增加，因为额外工作都成了超时工作。在僧多粥少的非常时期，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对工会代表说，一定要使新加坡摆脱英国工会的一切有害陋习。

　　为了求取平衡，我在一个雇主会议上指出，他们要工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就必须公平对待工人；工会和雇主的基本目标相左，结果只会摧毁国家的经济。我敦促本地雇主尽自己的本份，这样工人才会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高的报酬：直接报酬来自工资和工作福利，间接报酬通过政府的收人获取，包括属于自己的住房，还有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

　　1968年1月，英军宣布撤退，加深了人们的不安。我抓紧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革除那些导致雇主的特权被剥夺、资方统筹业务的能力受侵蚀的工会陋习。1968年4月大选高奏凯歌之后，国会在同一年立法通过雇佣法令和劳资关系（修正）法令，后来又修订了职工会法令。这些法令制定了最基本的雇佣条件，以及裁员赔偿、超时补贴和附加福利的项限，划一周假、公共假日、工作日、年假、产假和病假的条规，让资方重新掌握聘用、开除、播升和调动雇员等在工潮迭起的年代被工会侵占的功能和权力。它们奠定了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础。

　　我们规定工会必须先通过秘密投票才能采取罢工或劳工行动，否则将当违法论，工会和工会职员可被提控。这项规定废止了公开举手表决的投票方式，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再受到胁迫而默默屈从。

　　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另一个老友，也是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职工总会领导人余美国，反对雇主在雇用和开除员工方面享有那么大的自由。不过，他接受工会在态度上应避免动辄对峙的做法，以便创造较有利于外来投资的环境。我也采纳防范措施，避免发生滥用权力的事件。雇佣和劳资关系条例与惯例经过修订和改变，产生了具体的效益。不出一年，新加坡有52家新工厂落成，在1969年制造了17000份职业。第二年，新投资提供了两万0个新的就业机会。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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