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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担心沦为"二等公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表明东姑对合并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合并后他会通过伊斯迈医生对付共产党人。不利的是,社阵会因此而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阻止合并的到来。不过他们没有恢复暴力活动,而是希望利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担心沦为"二等公民"这件事,煽动他们投反对票。

  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传统领袖(包括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建议我向社团的会员们发表谈话,澄清合并的问题。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会见来自400个行会、会馆和工会的100O多名代表。大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主持,他叫高德根,51岁,是个成功的树胶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样,他害怕共产党人。他在马来亚有经济利益,他的树胶就是来自马来亚。他不支持共产党人。往后几个月我比较了解他,发现他通情达理,对新加坡华裔社群的前途非常关注,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

  我花了三个小时回答问题。听众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商人,对我并未抱着敌对的情绪。共产党人无法大批拥进会场,支配不了大会。我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引来听众的笑声。结束前我谈了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指出许多宗乡团体在照顾华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应很好,我在掌声中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公民权。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正如中华总商会一位董事提醒听众,他们曾经极力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争取实行多种语言制度和平等对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于知道合并会怎样影响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像社阵所建议那样,要求完全合并,33万新加坡公民会丧失一切公民权利。后来,曾经在1955年大选中跟我对垒的蓝天再度对我们所提的替代办法质疑:在我们同东姑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加人马来西亚之后,60多万新加坡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解释说,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联邦公民,权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选出自己在联邦国会的代表,联邦公民则在联邦投选。(事实上,东姑的目的是不让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耿耿于怀的问题依然没解决: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东姑不同意用人们更熟悉的"公民"这个词,而要用"国民"?

  两者不同的问题是我所需面对的。而几天前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表声明说,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将能享有联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根据法律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创建公民",这就强调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国民"地位来得高。这使我更难说服他们。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因此我建议东姑通过一些过渡时期的安排,对新加坡的治安负起责任,使马来亚军队可以开到新加坡来应付麻烦。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这个课题跟薛尔克谈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合并前东姑不可能负起内部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必须准备动用英军镇压闹事者。

  另一方面,社阵制造麻烦的潜力并未减弱,因此我急于采取对策。我的急躁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把东姑惹火了。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东姑一旦决定让新加坡加入联邦,他对待我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来就有等级观念。只要新加坡还是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就会把我看成友好邻邦的领袖,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以礼相待;现在我就要成为他的联邦的一分子了,而他习惯有一群侍从唯唯诺诺地围绕着他。

  当我告诉东姑,我打算到德里、开罗、贝尔格莱德、伦敦、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访问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吓坏了,认为我是在跟他的敌人来往,这样做很危险。他觉得我让人以为苏联和中国领袖是伟大的人物,而事实上他们是要破坏马来亚稳定的坏人。我把理由告诉他:一旦访问过这两个国家,受到两国领袖的接见,我将会更有资格告诉人民,我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和马来亚。但是东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将成为他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要马来西亚有任何人同共产党人友善交往。我跟他争论令他恼火。最后我得出结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冲突。

  他的怒气尽显无遗。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击极端分子把新加坡岛看成"小中国",反对合并,为此脱离了人民行动党。他说,如果他们想制造麻烦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并,但是这样一来,为了马来亚自身的安全,他就会封闭长堤。他也说,另一方面,只要极端集团尊重法律,在联邦的宪制范围内行事,合并后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马来亚境内的极端分子比新加坡还要多。

  这是东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议院说过,他的内部安全部长会对付共产党人,现在却说,只要他们在宪制范围内行事就没问题。但他显然希望有人来对付共产党人。东姑往往刻意把话说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的方式未必严密和合乎逻辑,却让听众清楚了解他的立场。但他这次干预与其说制造了障碍,不如说是帮了我们的忙。他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强调自己决心要合并。仅仅两天后,他在高德根为他而设的晚宴上再次发表谈话,畅所欲言。他说:"新加坡同马来亚完全断绝关系可能意味着战争和流血,对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受到孤立的新加坡为了求得缓冲,跟一个同联邦不友善的强国(指中国)来往,战争就会爆发。"

  薛尔克向伦敦报告:"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设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地纳入合并的时候,我认为,这种相当歇斯底里的威胁性言论会造成伤害,并使新加坡政局升温。恐吓要封闭长堤或新马会爆发战争是没有用的,这只能协助社阵挑起反对马来人的种族情绪……但跟对新加坡的影响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这反映了东姑思想的混乱。婆罗洲和新加坡没有热情地欢迎他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显然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已经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准备继续推动马来西亚,看来不应该太认真看待他演说里比较极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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