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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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