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24)_李光耀

二四

　　§到英国去读法律

　　我一面担心金耀的情况，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学业和对芝的感情越来越深。能不能很快在莱佛士学院读完文凭课程，我并不乐观。学院至少要一年后才能复课，我还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毕业，算起来就要浪费两三年的时间。我跟母亲商量，如果动用她的积蓄和首饰，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赚到的钱，家里就负担得起我和金耀两人到英国读法律课程的费用。于是我打消了回莱佛士学院争取女皇奖学金的念头，而计划尽快到英国去。

　　1945年10到11月间，我介绍芝认识莱佛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管理员，使她当了图书馆的临时雇员。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脚楼，离我家有一英里，我经常送她回家。有时我们会中途停下来，到欧思礼路圣诺犹太教堂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谈心。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分部过去就设在附近。1945年l1月，我手头宽裕，买了一辆二手汽车。那是一辆战前的莫里斯牌汽车，换上了来自英军的部件。后来生意比较好，几个月后我把它卖掉，赚了一笔，换一辆经过修理的战前的福特牌V8型汽车。在日治时期，这辆汽车很可能是日军将领使用的。

　　除夕我带芝到安珀路振裕园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社交集会。振裕园是李浚源夫人在海边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峡土生华人的老前辈，丈夫去世了，非常富有。社交集会结束前，我牵着芝的手走到对着大海的花园。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再回莱佛士学院，要直接到英国读法律，三年后获得律师执业资格才回来，问她愿意不愿意等。芝问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两岁半。我说知道，还仔细考虑过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样成熟的伴侣，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顾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样成熟，兴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应等。我们没告诉双方的家长。要他们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方式：勇敢地面对遇到的个人难题，设法解决，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这次求爱终于开花结果。同年，即1946年，我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

　　3月间我写信给中殿法学协会，附上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之一。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回信，说我亲自报名就会录取。当时开始有船开抵丹戎巴葛港，载英军回国复员。我拿着信找让我包工的英国少校，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搭上一艘运兵船。少校让我同负责运送军队的军官接洽。1946年5月间，我见了他的一个下属。我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很少本地人能说流利的英语，语法和用法都不成问题，又不带浓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释了自己的难题，告诉他战争中断了我的学业，耽误了我五年的时间，如今中殿法学协会录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学协会的来信，说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国去。对方同情我的遭遇，答应帮我的忙。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在忙碌奔波准备离开新加坡的两个月期间，我跟母亲一起到处寻找能顶得住英国冬寒的毛衣。我们在双溪路结霜桥旧货市场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双溪路旧货市场战前是买卖贼赃的地方，战后又活跃起来，专门售卖从英军那里弄来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国当局送给复员回国的英军的物品。母亲买了一个四角有金属保护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张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两件运动衣、两条法兰绒裤和一套皇家空军巴拉瑟亚军服呢大衣全塞了进去。皇家空军大衣是向谐街最好的裁缝定做的。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有几个学生带了英国妻子回来，往往闹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兴，最后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两口到英国定居，因为他们无法在英国殖民地社会立足。在殖民地社会里，人们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他们，就是公开冷淡疏远他们。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决定把真相告诉母亲。母亲精明得狠，一发现我打定了主意，将来不大可能带个陌生的英国女子回来，就不再找人了。她对芝的态度变得像个未来婆婆似的友善亲热。

　　我曾经告诉过母亲，芝是柯守智的女儿，在莱佛士学院英文和经济两科考试成绩压倒我。在我们制造胶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见过芝，到过她的家。芝的父亲是银行家，在华侨银行办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亲和祖母一样。芝的母亲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土生华人，跟我母亲一样。我们背景相似，在家里使用同样的语言，传统习惯一样，食物也一样。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学受教育，16岁考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进入莱佛士书院一个特别班，准备争取女皇奖学金，可惜没争到。她后来告诉我，她在等待白马王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骑着白马前来，而是骑着硬胎脚踏车到来。1940年她进入莱佛士学院。我们在晚宴上和野餐时见面。当时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读第一年，适应方面有些困难；此外我也不急于接近女孩子，还不想找对象。我们偶尔在社交场合和讲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关系谈不上亲密。1943年到1944年，我们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经历了三年半的日治时期，我身心都成熟了，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关在公寓里做家务，学华语，有书就看，而且随时可以参与制造胶水的生意。

　　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顾，生活很愉快。家道还算不错，上学、到莱佛士学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车接送。她家很重视举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从图书馆用电单车送她回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人们会怎么想呢？谁会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那里离市区很远。那时多亏我有了汽车，可以开车子继续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国之前，我们相聚的时间很长。动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罗德在一两天内拍下我们一系列合影。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的纪念品。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我们不晓得。我跟她一样，盼望她能回莱佛士学院，赢得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跟我团聚。她是铁了心跟我，我感觉得到。我也决心不辜负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岁生日这天，我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父母亲、弟妹和一些朋友，还有韩瑞生，到码头给我送行，祝我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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