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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乡野童年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两只耳朵被扯着,头给按在一座房子围篱内的井栏上。这座房子就在现在的登百灵路。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约只有4岁。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 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0公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不小啊。

  父亲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纵容我。父亲在家里很注重纪律,所以对我管教很严。祖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父亲只是个富家子,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家道中落时,祖父所蒙受的打击特别大。当时,也就是1927年到1930年之间,树胶价格从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觉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这期间,蔡家的资产也蒙受损失。外祖父不但投资在树胶园,也在树胶市场进行投机活动。除此之外,外祖父也从事房地产买卖,并拥有几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样一败涂地。到1929年,父母亲从祖父在登百灵路的住所,搬迁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楼的一座格局凌乱的大宅子里。不过,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我总是会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灵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弃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时,他总会给我5角或l元当零用钱。每次我都会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他很喜欢我,经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都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他,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从他对本区域航程的叙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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