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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高更不敢与温森特见面,他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画室里。阿尔人反过来都同情温森特,认为那只耳朵准是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割掉的,连警察都找了高更的麻烦,高更沉浸在一种自责之中。他拒绝同提奥一起陪伴温森特,他生怕温森特受不了见到他的刺激。事实上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温森特几次向提奥问高更的下落,提奥总是含糊其辞,后来干脆说他已经走了。温森特当即指出提奥在敷衍他。他说:“亲爱的提奥,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很清醒,而且很高兴,原来大脑受伤同胳膊折断一样是可以复原的。请你转告高更,我现在忽然有一个想法,我和他都是整个一根艺术链条中的两个环节,所以我们在内心上相互了解,因为了解得太透彻而争吵,如果这样导致我们发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艺术家,有资格去反驳我们所怀疑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这是无可非议的。”

  提奥把温森特的话告诉了高更,高更沉吟不语,这些天他也一直在思考着他们之间的事,总是有些摸不着头脑。温森特的话使他心头豁然开朗,他同样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一直不敢承认:是的,我们是太了解了,就像一块玻璃板两边各自虎踞着的一对苍蝇,对方的细爪子上哪一根毫毛卷曲着都能使人觉得烦躁不安。俩人都喜欢按自己的意愿矫正对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而事实上又是永远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的。

  “如果在另一个使人冷静的地方,我们或许能相处得好,在阿尔却不行。”高更说。

  提奥陪伴温森特过了圣诞节,然后和高更一同前往巴黎。

  此外,提奥告诉了温森特一个好消息:他恋爱了,他在巴黎遇到了一个温柔善良的荷兰姑娘,名叫乔安娜·邦格,他们将在新年里结婚。

  为温森特治疗的是年轻的雷伊大夫,他对温森特照料很细心,超出了一个医生对病人的范围,溶入了一种朋友的成分。温森特在诊所里过着一种宁静的日子。老朋友鲁林先生几乎每天都来看他,并为他照管那所房子。

  两星期以后,温森特得到雷伊大夫的许可开始重新画画。他提出给雷伊大夫画一幅肖像,大夫马上高兴地答应了,并派人到温森特画室取了笔和颜料画架。他在病房里为温森特摆了姿势。大夫这样做纯粹为了让温森特心情愉快,使他尽快恢复健康,就像他会满足其他的病人一样。画完后温森特对大夫说:“我一直因为没有画过一个大夫而感到遗憾,现在行啦,如果你高兴,把它送给你吧。”

  大夫夸张地喊道:“啊,我真高兴,谢谢你,温森特!”然后拿回家遮住墙上漏风的一条缝。

  身体康复后,失眠症随之而来,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温森特从来不对雷伊大夫提起这件事,他担心那会延长出院的日子。他把大量的樟脑放在枕头与褥子下面,与失眠症展开战斗。

  四个星期以后,温森特离开医院回到画室,鲁林为他接风洗尘,在家里弄了一顿午饭。老邮递员又在马赛找到了一份工作,加了一点薪金,只是全家不能一起去。路途虽不远,但总是一种分离,一家人反倒还有点伤心。

  这时,温森特接到了乔安娜的一封信,未来的弟媳以亲人的身份第一次向哥哥问候健康并告诉他,她和提奥已经订婚了。看得出这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好姑娘。

  温森特向乔安娜表示祝贺,并通知弟弟把每月的汇款减到150法郎。同时转给高更一封信,如果他愿意,他们仍然可以合作。

  高更回了一封信,他决心再到马堤尼克岛去,要么到其他更远的地方。他对温森特表示歉意,他说他不能再到阿尔来,他如果来了或许会使温森特为难。“为难”两个字是用的另一种墨水,两种墨水之间的差异使温森特敏感到他使用这个词时是费了很大的脑筋的,他在考虑怎样才能不继续伤害朋友。温森特笑了笑。随后,高更又提到了温森特的《向日葵》,这些组画曾是高更戏弄温森特的楔子之一。这次他又诚恳地要求温森特用《向日葵》与他交换作品,尽管他手里已经有了两幅温森特的《向日葵》。他写道:

  我实在是非常喜欢你的《向日葵》,那无疑是伟大的作品,我在阿尔的某些举动或许就是在这种巨大的感染力下所产生的紊乱,我很难想象再呆下去我不会发疯。

  如果你同意,我用两幅换你一幅如何?

  温森特的心境出奇地好了起来。

  一个人发疯,在阿尔是正常现象,正像罗林说的,“谁都有点儿神经错乱的。”

  又过了几个星期,温森特重新开始在太阳下画画,冬天的太阳更加辉煌灿烂,但他不能过分地操劳,画一画素描和小花小草,按时作息,避免过度的劳累和兴奋。阿尔人都以一种平常淡然的眼光看待他,倒没有人再叫他疯子,好像只有疯了以后才能在阿尔取得正常人的地位。

  但是出院不足两个月,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那天早晨他清醒地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一种需要吵架的欲望强烈地在心头萌动。他背着画箱在外游荡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有做,然后走到一家小饭馆里吃晚餐。侍者把他的食物端上桌以后,他瞪着恐惧的眼睛再三审度餐盘,然后突然怒吼着扑向侍者,揪住他的衣领。“你在汤里放了毒!你为什么要毒死我!”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医院里。

  两个星期以后,他又恢复正常。但是从此阿尔人对他采取了一种防范态度,他的行为超出了阿尔人能够理解的范围,他们认为他发疯是因为喜欢画画。如果他空着手走在路上,他们觉得很安全,这会儿一定是正常的,而假如背着画箱子,那就得提防他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背着一个画箱的,所以阿尔居民对于温森特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感到一种日益逼近的危机,说不定这家伙哪天会变成一桶火药,点着了往你身前一滚——不难想象那是一个残酷的结果。

  于是,有八十多个阿尔居民联名向市长写了一封请愿书,把温森特描写成一个随时都会伤害别人,不宜于自由行动的人。

  市长下令警察局把温森特监禁起来。

  温森特没有为自己作丝毫辩解,虽然第二次出院后近一个月来他从未出现任何神经错乱的现象,但是他感到这次打击是巨大的,而且令他非常伤心。

  阿尔许多怯懦的人纠集在一起,倚仗警察局的势力反对一个虚弱的病人,并且往他的脑门上猛击拳头,这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温森特觉得自己随时有被再次逼疯的危险。

  巡官说:市长与局长是友好的,他们只是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以满足市民的合理要求。

  后来市长去看了温森特,温森特很清醒地对市长说:“市长先生,如果您希望您的市民高兴,我打算投河自杀!那我就不会再画画了。因为他们认为我喜欢画画是跟他们为难。我从此再不会受无缘无故的侮辱,他们也见不到我再画画,岂不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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