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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这个剧本由忠实的朋友夏尔·梅松纳夫出资印了出来,作者在题献中对他表示感谢。他给亚历山大·大仲马写的另一个诗体题献印在保存于国立图书馆的那部剧本上;这个题献挺有意思,回答了评论界各种含沙射影的讥讽。

  先生,我对您的支持感到莫大荣幸,
  承蒙您关照,我成了一个胜利的人,
  您岂止助我一臂之力?因为,
  谁都晓得,这倾注了您一片真情。
  让您去拥抱这新生的孩子,
  我实在深感不安……但是,
  有时候,人们也为孩子题诗献辞,
  不少丈夫却不肯做这种好事!
  慷慨的圣马丁②,您尽自己的能力,
  把半件大衣献给了穷人。
  人们发现我比平时穿得讲究,
  可是您的衣服似乎并没有离身。

  【②圣马丁(约生于316年,死于396年至400年之间);传说以仁慈著称,曾跟一位穷人合穿自己的大衣。】

  这位年轻作家老老实实地承认,他取得的一切成就皆得益于他那位兄长的经验;这简直称得上一种合作,不是说在编写剧本时进行合作,而是在情节安排上进行合作。当然,这并不排除对剧本本身提出各种意见。大仲马不局限于出一些含糊的主意,而是一位扎扎实实的批评者。把剧本搬上舞台的经理与剧作者之间,一般都进行这种推心置腹的交谈。可这一回,经理是个很有地位的文学家,因此能够提出各种中肯的批评;以后,儒勒·凡尔纳又遇着一个机会,他与之打交道的出版商恰好是个作家。

  这个剧本一共演出12场,他拿到手的却只有15法郎!

  根据使用小开本的纸张和潦草而有力的书法,我们可将一部两幕散文体喜剧《拉吉马尔》的创作日期定为1850年。

  在1850年,他跟一位南特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位南特人就是他同楼层的邻居、音乐家伊尼亚。他给伊尼亚写了一个歌剧剧本《一千零一夜》。这两位青年彼此并不陌生,他们两家都住在费多鸟的让—雅克—卢梭街,但阿里斯蒂德·伊尼亚比他大6岁。那时,儒勒几乎难以成为他的伙伴。他们少年时代显得非常明显的这种年龄上的差距根本算不了什么,从今以后,一种亲密的友谊把两位年轻人联系起来了;友谊产生合作,这位文学青年创作了许多歌词,并由伊尼亚谱写了歌曲。

  伊尼亚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但他的声望跟他的成就不相称。他是夏布里埃的音乐教师。他谱写了许多合奏曲,继《协奏华尔兹舞曲》、《浪漫华尔兹舞曲》和好几部喜歌剧之后,又创作了《哈姆雷特》,他大概故意使这部歌剧具有与瓦格纳风格截然不同的特点。

  1851年,儒勒·凡尔纳开始创作一部独幕诗体喜剧——题目州《列奥纳多·达·芬奇》,后来又改为《拉·季奥孔达》,最后定为《蒙娜·丽萨》——直至1856年,他还在写这部喜剧哩!1852年8月21日,他在信中对父亲说:“我那部《列奥纳多·达·芬奇》占去我许多时间,这是按缪塞的风格创作的喜剧……我认为,我和米歇尔·卡雷一定会把它写完……”。在1855年6月21日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句:“我重新改写了《拉·季·奥孔达》的大部分章节。”1855年11月20日,他告诉母亲说,他要给《拉·季奥孔达》另取一个题目。我们以后再来谈谈这部作品。

  1852年左右,他跟夏尔·瓦吕特合作,写了一部五幕悲剧《蒙莱里城堡》,1857年左右,他俩又合编了一出小歌剧《萨比纳人》,可惜该剧现只存第一幕,因剧中暗示性地提到1857年出版的《包法利夫人》,所以我们确定为这个日期。

  跟皮特尔·谢瓦利埃尔合作编写的成语喜剧《加利福尼亚的城堡或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于1852年发表在《家庭博览》杂志上。据1851年6月29日的信进行推测,这个时期,他很可能跟曾创办“淘金者学会”的雅克·阿拉戈经常来往。

  在1853年4月17日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我们还发现他对于父亲就五幕诗体剧《当今的幸运儿》,所提出的有益建议感到十分满意。

  他跟米歇尔·卡雷一起写了一出小歌剧《科兰·马亚尔》,伊尼亚为该剧谱了歌曲。1853年4月18日,该剧在巴黎歌剧院上演。他们三人还合作编写了另一出小歌剧《佩戴牛至花的伙伴》。这出小歌剧虽被采用,但直至1855年6月6日才在巴黎歌剧院演出。

  儒勒·凡尔纳与夏尔·瓦吕特合编的喜剧《养子》大概也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M·埃斯凯希在拉塞纳尔图书馆找到了该剧的手稿。

  喜剧《在阿杜尔河边》大概是在1855年前后编写的,因手稿上注有地址:博纳·努韦尔林荫道18号。诗体喜剧《反对暴君之战》可能写于同一年。

  1857年,巴黎滑稽剧院演出了伊尼亚谱曲的滑稽歌剧《德·香庞泽先生》。与米歇尔·卡雷合作编写、由伊尼亚谱曲的独幕喜歌剧《阿登旅店》于1860年12月1日在巴黎剧院演出。

  与夏尔·瓦吕特合作编写的散文体3幕喜剧《禁闭十一天》于1861年6月1日在滑稽歌舞剧院演出。

  3幕喜剧《一位美洲来的侄儿或两位弗隆蒂尼亚克人》虽写于1861年,但直至1873年4月17日才在克吕尼剧院公演。

  必须承认,这位剧作者的成就是微乎其微的。然而,这是一个不直低估的时期。这个时期,这位年轻作家一直处于窘困之中,从而使他接触到人生的各种严酷现实。“所需要的不是稍许的优裕,而是日常的必需品”,1851年,他给父亲这样写道。

  眼下,他要生活,而且他觉察得出,他成了父亲的一个沉重负担,因为,他父亲虽操劳一辈子,也只能获得一种有限度的宽裕。他不得不承认,他目前还没有职业,他正在寻求一种职业;他想到一个公证人那里找点事干干,希望每月挣得50法郎,但他终于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时间写作了。他到一家银行干过一阵子,但很快就感到失望;他只好去给学生上法律补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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