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象征-朱可夫(16)

一六

　　杀害这些红军指挥员的理论是什么呢？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苏共22大闭幕词中透露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一次在国外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奇异的消息，说什么希特勒在准备进攻我国时，通过自己的谍报机关假意遗落了一份假文件，说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这"机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斯手中，看来他是出自良好的愿望把文件转交给了斯大林。因此，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便被逮捕，然后就被杀害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讲到，这些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是没有丝毫罪过的。所谓轰动一时的"军官反党事件"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这场大清洗产生的后果在后来关键性的几年中逐步表现了出来。在芬兰战役中的惨败，在1941年6月遭到德国进攻时一触即溃就是证明。权威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武装部队的建设（1918~1941年6月）》一书写道："红军准备不足，不能打退这个强大而又狡猾的敌人（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进攻，原因之一就是叶若夫和贝利亚这帮罪犯给我们的军事干部特别是高级指挥员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战前几年毫无根据的镇压，苏联武装部队失掉了很大一批有经验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在大战开始时，军队中许多职务都由年轻干部担任，他们缺乏在复杂环境中统率军队的充分知识和经验。而且无故镇压造成的局面也不利于培养干部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

　　埃里克森对清洗后的红军统帅机关评论说："除了沙波什尼可夫，最高统帅部的人不是平平庸庸就是缺乏经验。"也正是由于这种平庸和缺乏经验占了主导地位，朱可夫和沙波什尼可夫关于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建议未被采纳，而且连现有的机械化部队也化整为零改组掉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大清洗中有几位有才能的将领得以保留，比如：沙波什尼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这些将领的起用，使红军在大战初期遭受挫折时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7年秋，朱可夫从西班牙回国任骑兵第3军军长，7个月后，又调任骑兵第6军军长。1938年夏，朱可夫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同年冬，朱可夫被召回国，委以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的重任。很明显，在大清洗的几年中，朱可夫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在军内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骑兵第4师的团长安东诺夫上校对朱可夫何以能逃脱大清洗的厄运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这是出于斯大林对骑兵领导人的特别态度，早在斯大林担任西南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时已和他们有了个人联系，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布琼尼的部队就属于这个战线。斯大林对骑兵领导人的信任，使骑兵部队高级指挥员受镇压的人数比其他部队少得多。5名元帅中剩下的2名都是骑兵部队出身，就是一个例证。朱可夫没有受害，反而得到提升，恐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任军长期间，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朱可夫相对地沉默了。关于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他只有默默地记在本子上，但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改变。直到这时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朱可夫是一个具有坚定理想的人，他不仅对理想极具热情，而且，他十分注意科学性。他利用当军长的时机，非常注意骑兵与坦克部队的协同问题及战斗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并结合部队演习加以检验和完善。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我亲自制定战役战术计划，这使我得益很大。"

　　到了军长岗位之后，朱可夫感到自己对战略问题研究不够，处理具体问题的层次还不够高。同时，他也开始体会到了大清洗带来的后果，即新提上来的干部知识能力不够，实践经验不足。因此，朱可夫开始下功夫研究战略、战役问题。他阅读了大量的战史材料、经典军事学术著作和各种回忆录。过去他对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任军长以后，他时常感到在把握国家大政方针、外交政策方面不敏感，对许多政策理解的不透。他认识到，高级指挥员必须要熟知政治，具有政治头脑，否则，他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具有很强的决策能力。于是，他先后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著作，尽管很吃力，但他硬着头皮攻了下来。

　　与此同时，朱可夫十分重视培养属下的年轻干部。他说，对他组织的每次作业或演习，若是司令部和年轻军官们感到有明显的收获，他就非常愉快，因为这是对他所付出劳动的最大奖励。如果他们没学到任何新东西，这便是对指挥员良心的直接责备，说明他很不称职。这就是朱可夫，一个天生的将军。这并不是说他天生具备当将军的知识，而是说把他放在什么岗位，他就能很快弥补自身不足，发挥自身长处，适应职务的要求。

　　1938年夏，经斯大林亲自批准，朱可夫随同一个苏联军事使团前往中国，了解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朱可夫同行的有21名高级军官，包括崔可夫、巴蒂茨基（后成为苏联元帅）等重要人物。苏联派军事人员支援中国是在"七·七"事变后开始的。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苏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武汉失陷后，苏联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如果中国在境内全部失利，苏联就会处于腹背受敌、两面夹击的险恶境地。因此，到1937年底，苏联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物质援助，并派了首批苏联飞行员到中国。紧接着，又派出了军事教官、空军技术人员、炮兵和坦克专家等。据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鲍罗廷说，当时苏联在中国的军事人员有1000多人。这些人员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有不少飞行员直接参加过空战，有的牺牲在战场上；军事技术专家到军校讲课，或到特种兵训练中心当教练；军事将领则到全国军事委员会当顾问，在作战上提供咨询，有的还直接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崔可夫还担任了苏联驻华使馆陆军武官和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

　　至于苏联军事使团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各方面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关材料表明，他们一般都没有参与中心工作，一些军事专家的才干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有关评论家说，苏军军事使团负有考察学习的任务，要使学到的东西不少于教出去的东西。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偏颇，但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当时苏联已把日本当作是潜在敌人，朱可夫等军事将领在中国战场上对日本人的战略战术进行的了解和分析，对今后苏军的远东战役是十分有益的。

　　1938年冬，由于苏联国内军事领导力量的薄弱和日军对苏联远东地区压力的增加，朱可夫被调回国，升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开始指挥一个大战役军团的作战。一场新的战斗已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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