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象征-朱可夫(9)

九

　　安东诺夫青年时就曾因刑事罪流放西伯利亚，在1917年2月革命期间，他混上了一个县的警察局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到处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十月革命后，他对苏维埃政权十分仇视。1920年8月，他纠集一大帮匪徒，组成"安东诺夫集团军"，主要目的是破坏苏维埃政府规定的余粮征集制；杀害俄共（布）代表和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袭击小股红军部队；破坏铁道、仓库和基地，等等。由于安东诺夫的部队不与红军大部队作战，常常化整为零进行破坏，所以，红军部队几经围剿都未取得明显的成果。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波夫省清匪司令部，下辖的兵力有32500步兵，近8000名骑兵，还装备有60多门大炮和400多挺机枪。在清匪司令部成立初期，敌人仍很疯狂。1921年4月初，安东诺夫亲率5000人，歼灭了红军腊斯卡左沃的守备部队，其中有整整一个营红军被俘。考虑到形势的严重，5月初，苏维埃政府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将军为清匪司令部司令。朱可夫和其他下层军官都听到过许多赞扬他的话，特别是赞扬他的战略才能。大家都为有这样一位有才干的统帅来领导而感到非常高兴。

　　朱可夫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是在坦波夫的热尔迭夫卡火车上。当时，图哈切夫斯基正在与14旅旅长谈话，朱可夫也在场。在讨论了14旅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和指战员们谈话，他对于谁在哪儿打过仗，部队和居民的情绪如何，红军在当地居民中做过哪些有益的工作等情况，都十分关心。从他的谈话中，朱可夫看出他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对他很佩服，认为高不可攀。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讲述当时的情景时感慨道："当时我哪能想到，几年以后我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讨论苏军战术理论原则时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1921年5月底，歼灭安东诺夫匪军最激烈的战斗在沃罗纳河地域众多的居民点里打响了。清匪司令部副司令乌鲍列维奇，负责指挥混成骑兵群的行动。他亲自带领部队在谢尔多勃斯克、巴库拉、耶蓝地域，给敌人以重创。朱可夫所在的14旅打得也不错。这次清匪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有不少令人难忘的苦战。朱可夫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距热尔迭夫卡车站不远的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的一次战斗。

　　那是一个薄雾萦绕的清晨。根据侦察兵的报告，距村10～15公里地方发现敌人3000名骑兵。按照作战部署，朱可夫所在的第1团离开村子在左侧成纵队前进，2团在右面相距4～5公里向前并进。朱可夫受命带领全连作为前队沿大路前进。

　　走了不到5公里，朱可夫连就与200多名安东诺夫骑兵相遇。在白刃格斗时，一个匪徒从侧面射倒了朱可夫的马，马压在朱可夫的身上，敌人乘机过来砍朱可夫的脑袋。指导员诺切夫卡及时赶来拼死相救，一刀劈死了那名匪徒，把朱可夫拖了出来。刚缓了口气，又发现敌人一队骑兵企图迂回到连翼侧，朱可夫下令展开全部火力阻止敌人，同时派人向团长报告。大约20分钟后，第1团奋力赶到并投入战斗。

　　令人意外的是，第2团遇到优势的敌人被迫后退，敌人利用这一机会，进攻第1团翼侧，第1团处在了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团长当即决定撤回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再展开攻击。朱可夫受命掩护全团退出战斗。敌人很快发现了红军的意图，便竭尽全力向朱可夫连猛扑。敌人原认为朱可夫连人很少，很快就会解决战斗，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朱可夫连配了4挺重机枪和1门76毫米的火炮，他们不断地变换机枪和火炮的位置，对敌人平射或抵近射击，把武器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敌人尸横遍野，朱可夫连也有较大的伤亡。在后撤时，朱可夫亲眼看到他手下一名精干的排长重伤后从马上跌落下来。他强忍悲痛把连里所有伤亡人员装在拖机枪的爬犁和炮架上，带着一起后撤，以免战友的遗体被匪徒们糟踏。敌人咬得很紧，朱可夫连一直退到村里，还是撤不出去。朱可夫抱着一挺机枪向一股匪徒冲去，不巧的是，一发子弹又打死了他的马，成群的匪徒涌过来企图活捉朱可夫，朱可夫只能用手枪自卫。在这危急时刻，又是指导员诺切夫卡带着几名战士硬冲过来拼死把他救了出去。在这次战斗中，全连牺牲13人，受伤12人。

　　1921年夏季，安东诺夫的军队被彻底歼灭。这标志着敌人对苏维埃政权大规模有组织抵抗的终结。这场战争的胜利，对苏维埃政权来说，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苏维埃政府已深得人心。英国的霍克斯将军曾在当时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说到，打垮布尔什维克的百万大军是可能的，但是，当15亿俄国人不要白军而欢迎红军时，则对白军的援助是徒劳的。事实证实了霍克斯将军的观点。

　　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苏共领导层及红军指战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时也在战火中更加成熟。后据历史学家查证，从1918年12月1日至1920年2月27日，苏维埃国防委员会召开了101次会议，讨论了2300个有关组织国防及保障红军和海军的技术兵器、武器和给养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除2次外，都是列宁主持的。此外，列宁与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亲自联系，在此期间，列宁起草的信就有600多封。但列宁和苏共中央又不包办下面的行动，给各方面军充分的自主权。

　　朱可夫印象较深的就有两件事。一是当列宁得知，某些军事工作人员对总司令加米涅夫所拟订的与邓尼金作斗争的计划有疑问时，他便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给红军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说："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在作战方面的权威，请你对所有负责人员作适当的解释。"二是当总司令加米涅夫向列宁要求，事先能让总指挥部看到政府关于军事作战问题的一切训令草案时，列宁在报告上批道："我认为可以同意这一要求，并确定或者请总司令个人来，或者将训令草案交给他，以便迅速得出结论。"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共和苏维埃政府即着手和平建设。战后，苏联国内经济处于瘫痪状态，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处于极端衰落的境地。为此，苏共中央决定，减少军费开支，裁减军队员额，支援国家建设，并专门成立了委员会，由加里宁和捷尔任斯基负责这项工作。截至1924年底，整个武装部队数量将由550万人急剧缩减到56万人。

　　苏共中央意识到如此大规模的裁军可能会"冲掉"军队中的精髓，于是，在1921年2月，苏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停止复员。这样，就在军队中基本保留了一大批有能力、有决心献身军队建设的骨干。在大裁军中，朱可夫毫不动摇地留在了军队，他认为军队需要他，他也更适合在部队工作。

　　1922年6月，朱可夫担任骑兵第38团一个连的连长，不久就提升为萨马骑兵第7师第40团的副团长。这时，多数红军部队的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没有专门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也没有俱乐部、训练场等活动场地。部队都分散在村里，住在农民的家里，做饭用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但朱可夫和其他年轻干部一样，不在乎这些物质条件，他们基本都是单身汉，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干起工作来充满朝气，"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每天都工作15～16个小时。

　　朱可夫的责任心和军事才能逐步为红军领导层所注意。1923年4月的一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朱可夫不明其中原因，他甚至有些紧张，怀疑自己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寒暄之后他突然问朱可夫，对未来战争怎么看，骑兵部队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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