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68)

六八

　　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避免作出任何确切的或否定的判断，特别是避免提到内部的摩擦。我这样做的时候，既出于在道义上讨厌背后谈论自己的同志，又出于对那些人从心坎里有反感，我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侵入我的内心世界、我的看法和我的党。我的窘态无疑地被我的主人看出来了，那次会见的公事部分持续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就转变为一面喝咖啡和吃点心，一面进行不太勉强的同志式的谈话。

　　代表团终于等来了最好的消息：斯大林本人要见吉拉斯。吉拉斯对那次会见记述如下：

　　大约是下午15点钟的光景，当我刚在泛斯拉夫委员会结束了我的讲演和开始解答问题的时候，有人低声叫我立郎结束，因为有一件重要而急迫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南斯拉夫人，而且连苏联官员都曾认为这次讲演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莫洛托夫的助手罗佐夫斯基把我介绍给一些经过挑选的听众。显然，南斯拉夫问题在盟国之间正日趋尖锐。

　　我表示了抱歉，或者说他们代我表示了抱歉，然后就在事情进行中途被带到了街上。

　　他们在那里把我和特尔基奇将军塞进一辆奇特的但不很华丽的汽车。只是当汽车开动以后，国家保安机关的一位不认识的上校才告诉我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接见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事使团已经搬到了莫斯科郊区的塞列布兰尼·保尔（银色的森林）的一所别墅里。我想起了送给斯大林的礼品，我担心如果我们到那么远去取的话，恐怕就要迟了。可是万无一失的国家保安机关也已留意到了这一点：礼物就放在汽车里上校的身旁。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甚至我们的制服也办妥了。我们穿着苏联的一家工厂缝制的新装已经有十来天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要安静地听上校的话，尽量少向上校提问题就行了。

　　我早已习惯子少提问题了。但是我仍不能抑制我那兴奋的心情。它发自我的内心深处。我自知我的脸色一定显得苍白，也自知我处于又高兴又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激动的状态之中。

　　对于一个来自战争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兴奋的事呢？被斯大林接见——这是对我们游击战士和我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苦难的最大可能的赏识。在地牢里和在战争的大屠杀中，以及在同样激烈的精神危机和同共产主义的内外敌人的冲突中，斯大林决不只是一位作战的领袖。他是一种思想的化身，这种思想在共产党人的心里被美化为纯洁的理想，从而成为绝对正确的、十全十美的东西。斯大林就是今天的战争胜利和明天的人类大同。我知道，碰巧我本人是被他接见的第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我感到一种骄做的喜悦的是，我将能够向我的同志们讲这次会见，并且也可以向南斯拉夫的战士们谈谈这件事。

　　突然，一切对苏联产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似乎都不见了，所有我们自己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严重性，就好像它们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在我即将碰到的动人的庄严谐美之前，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消失了。在进行中的斗争的伟大意义面前，我个人的命运有什么要紧？和显然不可避免地要实现的我们的理想比较起来，我们的分歧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党内的其他反对派都确实是间谍和破坏分子，因此认为对付他们和其他所谓阶级敌人的严厉措施都是正当的。如果我曾经注意到，在30年代中叶清洗时期到过苏联的人倾向于把某些事情不说出口的话，我相信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和过甚其辞的事情。季米特洛夫在一次同铁托谈话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为了割掉坏肉也切着了好肉。因此，我把斯大林的一切残酷行为看作恰恰像他的宣传所描绘的那样——不可避免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他的身价和他的历史性作用。……

　　还没有等我平静下来，我们的汽车一下子就开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在这儿，由另一位军官来照料我们；接着汽车往前开过安静而清洁的院子，那里除了一些细长的没有发芽的小树以外，就没有别的有生命的东西了。这位军官指，点我们注意看沙皇的大炮和沙皇的钟——这是俄国荒唐的象征，那炮从未发射过，那钟也从未敲过。左边是伊凡大帝的纪念钟楼，然后是一排古代的大炮。不久我们就来到了一座类似19世纪中叶的衙门和医院的矮长建筑物门前。这里，又有一位军官来迎接我们，他带我们进去。在楼梯下我们脱掉了大衣，在一面镜子前梳梳头发，然后被引导乘电梯到三楼，走进一条相当长的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

　　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有一名军官用脚跟相碰的响声向我们敬札。他们全都年轻、漂亮、笔挺，头戴国家保安机关的蓝色帽子。这次和后来的每一次，我都发现清洁得使人惊奇，十全十美，好像不可能有人住在这里或在里面工作似的。地毯上没有一块污迹，发亮的门把手上找不到一个斑点。

　　最后，他们领我们走进一个较小的办公室，朱可夫将军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一位矮胖麻脸的年老官员诸我们坐下，他自己则从一张桌子后面馒馒地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去。

　　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这位官员不久就回来通知我们可以进去。我以为我们大概要穿过两三个办公室才能看到斯大林。可是我一开门，跨过门槛，就看见他从相连的一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通过那小房间的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大地球仪。莫洛托夫也在这里。他身体结实，面色苍白，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站在一张长会议桌后面。

　　斯大林在屋子中央迎接我们。我第一个走近他，并介绍了自己。然后特尔基奇也照样做了，用军人的口气列举了他的全部职衔，并且咔嚓一声脚跟相碰。我们的主人对此回答——几乎是滑稽的——说：“斯大林。”我们也和莫洛托夫握了手，并在桌子旁边坐下。这样，莫洛托夫就坐在斯大林右侧，斯大林坐在桌子顶头，而特尔基奇、朱可夫将军和我则坐在左侧。

　　这个房间不大，相当长，不够富丽堂皇，也没有什么陈设。墙角的一张不大大的桌子上方挂看列宁的像；在会议桌上面的均上，用相同的木框挂着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失的画像，它们很像是人们在乡下看到的五彩石印版画。

　　而我们的主人则是最朴素的。斯大林穿着元帅服和软靴，除了在左胸佩带一个金星——苏联英雄勋章以外，就没有任何勋章了。他的举止毫无装腔作势的地方。这不是相片上或新闻片皇的那威风凛凛的斯大林——步态死板而从容不迫。他一刻也不闪着，不是玩弄他的烟斗（烟斗上有英国邓希尔公司的白点标记），就是用一支蓝钢笔在写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的纸头上画圈子；当讨论的每一部分将近结束的时候就用斜线将它划掉。他在座位上很不安详，不断地把头摇来晃去。

　　我还对别的一些方面感到惊奇：他的身材很矮小；体态不匀称。他的躯体又短又窄，四肢过长。他的左臂和左肩看来有，点不灵活。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头发稀少，但是还没有完全秃顶。他的脸色白皙，两颊带红。后来我知道，这种颜色是那些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的特征，在苏联高级干部中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气色”。他的牙齿是黑的，长得不整齐，并且向里凹。他的胡子既不密也不硬。可是他的头却长得不坏；它是一种平民的、农民的、家长式的头——长着一对黄眼睛，既粗暴又奸诈。

　　他的口音也使我感到惊奇。人们可以听得出，他不是一个俄罗斯人。虽然如此，他的俄文词汇是丰富的，他的措辞很生动、多变化，充满了俄国的谚语和格言。后来我才知道，斯大林很熟悉俄罗斯文学——虽然只是俄罗斯的，而他在俄国范围以外的唯一真正的知识，是政治史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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