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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史迪威的第一站,是到广西会见李宗仁。他先到了广州,视察了军官学校,发觉毫无抗日准备的迹象。后乘江轮到梧州,再乘坐长途汽车前往南宁会晤了李宗仁。了解到确有蔡廷锴、程潜等一批将领要求蒋介石武装抵抗日本的进攻。

  第二次出差,是了解扬子江北军队的部署情况,由此可以估计出中国政府是否在准备进行认真的军事抵抗。史迪威到了徐州、开封和洛阳,又返回徐州,乘大运河的货船北上。在观察了部队位置,辨明部队番号以后,他在报告中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计划地作抗击日军进一步蚕食的防御部署。没有增加兵力,没有训练和调动。”他断定: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这份报告正本发给了军事情报部,詹森大使把抄件送给了国务卿。然而,史迪威由此对蒋介石的所谓军事才干更加藐视。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蒋介石,可能就没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若不然就
  是他对准备用第一流的部队打仗的含义全然不知……如果他
  真的打算沿着陇海路作战,那他要么是个大笨蛋,因为到现
  在尚未做好准备;要么是个傻瓜,因为他自以为打响以后可
  以立即投入战斗并能阻止住敌军。若蒋真想坚守陇海线,应
  加国铁路,在南边铺设支线。在铁路以南地区修建公路网。但
  是现在未采取任何行动。

  为了对中国军事力量作出估计,史迪威还在7月、9月两次去南京调查研究。他视察了步校和炮校,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祸根的何应钦。他估计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含非正规军)总共130万人,地方军队36万人。现有36名德国教官在黄埔军校任教,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办妥了购买德国武器的交易。然而,史迪威认为,由于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无法把中国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军。蒋介石不是摧毁旧事物的活动家,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保持一切的保守者。

  史迪威在南方,在中原,在南京都找不出蒋介石要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的迹象,最后又到了长春,见了“满洲国”的外交部长,日本人大桥先生。大桥对史迪威说,他们在阻止俄国实现把亚洲赤化的目标,这是日本面临的一场“极大的危机”,必须在今后三五年作出决断。这时是1936年9月。

  由以上各方面看来,蒋介石给詹森的口信,证明完全是谎话。10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第六次围剿时,要求美国劝说日本对他不要采取什么行动。同时,一个中国上校带着上司的建议找到史迪威,说“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是能够制止日本的”,否则,日本终将控制中国的资源,这将有损于美国。对此史迪威在报告中说,“看来这再次表明,中国总想让别人来干他们不敢干的事”,或者说“他们不打算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日本”。史迪威再次断定,“无为”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特性,他们天生讨厌影响正常生活的事件。这话听来尖酸刻薄,但确实道出了当时蒋介石及其政府的真相。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去发动第六次“围剿”,指挥这次M围剿的总司令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想打共产党。因为他们是被日本人强占了家乡的流浪者,他们要夺回自己的家乡,蒋介石却逼迫他们去打共产党。于是,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果断扣押了蒋介石的“西安事变”。

  在蒋介石命运未卜时,外国武官们奉命赶到洛阳。史迪威是在圣诞节那天到洛阳的,正好蒋介石乘飞机也到了洛阳。使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是,扣押他的张学良将军也一起到了洛阳。蒋介石的声望提高了,而张学良却被软禁起来。

  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民族团结与合作的迹象,使西方人印象良好。共产党的部队编成了隶属南京中央政府的第八路军,并在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延安的报刊也可以在各地发行了。

  詹森大使的报告,使华盛顿认为,中国“为实现政权民主化的真正努力终于开始”。但是,史迪威对“西安事变”后出现和解的表面现象没有这样乐观。1937年初,他对中国形势的估量是:“目前中国关于民主的议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南京政府)将推行拖延政策,硬说正在准备战斗,其实并不想打……”史迪威又写道:“中国十分软弱无力,对付日本的本钱,仅有地广人多和仇视。中国既没有领袖、士气、团结、弹药,又没有统一筹划的军训。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史迪威在此期间,对中国军事,包括红军的作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使他看到了中国人的天资和潜力,加强了对中国改变现状的信心。1937年6月,他和法国武官上校动身去绥远、内蒙古等地考察,然后步行到平汉线上返回北京。

  1937年7月7日,史迪威的武官处得到一个通知:日军今晚在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第二天清早,武官处获悉,中日军队开枪打炮,发生了冲突。武官助理包瑞德少校和戈特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他们看到一排日军守着一具日军尸体。中国守军说日军开炮轰击了宛平城,要中国守军交出枪杀日军的中国军官。宛平守军指挥官拒绝日军提出的条件。双方正举行谈判。史迪威已获悉,大批关东军正穿过长城。他和包瑞德一致认为,日军要采取行动强占华北了。后来事实证明,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开端。

  第三天,史迪威乘车去宛平,突然遇到中日双方的猛烈交火,转头回到了北平。他立即组织了情报小组,密切注意战局变化和日军动向(他的儿子小乔也是情报员之一)。他为了便于让全世界及时了解日军侵略关内的真相,把武官处发往美国军事情报部的报告,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供记者翻阅。

  南京的沉默使史迪威感到没有指望。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宣布在华北不能再放弃阵地,并说同日方达成任何解决协议,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已忍无可忍,必须进行武装抵抗了。北平人听过广播后激动不已,敲锣打鼓上大街游行,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不幸的是,这股热情随后又平静下来。史迪威感到愤怒的是,日军已犯下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却迟迟不表态。日军已控制了北平,只在城外还有宋哲元的部队进行英勇抵抗。威妮到秦皇岛去送大女儿、二女儿回美国,要到8月才回来。史迪威孤独一人,情绪抑郁,认为华北算是完了!

  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重点却是南开大学。这和日军过去打朝鲜时一样,始终是有计划地破坏民族觉悟的源泉——学校。日军还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史迪威和包瑞德一起到现场观察,看到30卡车的中国士兵全被打死,无一人幸免。与此同时,驻通县的伪保安队听说中国军队打了胜仗,信以为真,于是杀了大批日本官员和傀儡官员,但是随后便被日军的增援部队消灭了。整个通县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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