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二战风云人物 > 临危受命-丘吉尔 | 上页 下页
五四


  “慢慢地伦敦是习惯于这种围城生活了。无数的人们都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去工作场所,往往是央求顺道的便车带着去。伦敦全城看到这种招牌:“照常营业”。谁都知道,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停工的,服务工人的饭馆店铺是一定得开门的——战争真的变成全面的了,每个人都好像是军队中的一员,在百货公司卖衣服的女店员,现在觉得她对国家的重要,不亚于公园中的高射炮手。坚忍和决心随处可见——伦敦现在是一切都依赖于它的市民,伦敦人欣然地担负起责任了。

  “一夜又一夜,炸弹无尽下。英国人的精神未衰,他们始终毫不动摇。

  在圣保罗大教堂被炸的一天,我留心观察他们。我看见人们站在铁栅外面,寂无一声地望着屋顶的一个大洞。我深切地懂得了。伦敦人所讲的,他们宁愿让伦敦毁灭,不愿像法国人那样无耻地保住巴黎。巴黎圣母院今日在伦敦人看起来已是死的东西——一个屈辱城中的一个死教堂。伦敦己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市;它已是一个精神之都,那约翰生博士(18世纪文坛权威)、卫斯雷(19世纪宗教家)、莎翁的伦敦。伦敦现在是存在于伦敦人的精神中了。”德国人对伦敦的轰炸,整整持续了57个昼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丘吉尔说: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但是,所有这些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高超技术和勇于战斗的精神,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都很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缺少的美德,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向全世界表明,英雄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

  当时,首都的防御力很低,全城只有92门高射炮。在夜间战斗机队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还处在幼稚阶段,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鉴于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丘吉尔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48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这样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兵大显身手的机会到来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的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开始,这轰隆隆的炮火虽然给予敌人的损害不大,但却大为振奋人心。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自己的部队开始反击了。从此,高射炮队经常开炮,射击技术不断提高。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

  由开始的几架到几十架,一直到上百架。夜间战斗机的作战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捍卫首都的雄鹰。他们个个英雄虎胆,争先立功。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儿子马克斯·艾特肯,一连击落了六架敌机。另一位航空队员在决心书上写着:“我活得毫无成绩,但我决心要死的值得;我不想做一个英雄,但我要像男子汉般的死!”这种报效国家、誓死如归的精神到处皆是。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成为鲜明的对比。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丘吉尔和几个同事正在吃晚饭。这时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用餐后,丘吉尔和同事们向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走去。

  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他们在那里观望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他的朋友急忙把首相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随后,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有的燃起了大火,有的倒塌了。此后,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的新办公大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在战争期间,丘吉尔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和指挥战斗。

  还有一个晚间,即10月14日夜晚的情景,也在丘吉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后,丘吉尔和一位随身参谋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

  当丘吉尔闻讯政府官员经常集聚的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时,急忙赶到废墟视察;令人奇怪的是,房子虽然被炸倒了,但是室内的250多人,全都从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尽管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大臣们诙谐他说:“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这次空袭使数以千计的建筑物遭到破坏,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500,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有一天午餐后,丘吉尔和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正洽商公事,忽听见泰晤土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他和财政大臣随即前往察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首相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1000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丘吉尔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战时政府的拥护。丘吉尔见此情景实在忍受不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时同他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首相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受难的群众领着他参观了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40码宽,20英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淹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炸歪的防空掩体的入口处迎接了首相和大臣。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在这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被炸成一堆瓦砾,饭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丘吉尔在和财政大臣商量后,随即做出一项原则性的决定: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住宅或店铺被炸毁了的人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就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一个星期后,政府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9月5日,丘吉尔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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