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7)

七

　　正如丘吉尔在他的《我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写的那样，他在第一部书问世后养成了“写作习惯”。他在班加罗尔利用冬季时间从事第二部书的写作。他决定创作小说，当那些与他共事的军官们沉湎于娱乐休息的时候，他却一直埋头写作。不到两个月，他就写完了一部小说。在小说《萨伏罗拉》里，丘吉尔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描绘成人类“最丑恶”的代表。这说明，早在青年时期丘吉尔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怀有憎恶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一直到他漫长一生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消失。

　　《萨伏罗拉》的问世，引起了政治界和文化界的注视。人们一致认为《萨伏罗拉》既是一部传记体著作，也是作者的政治宣言。在描写劳拉尼亚国的时候，丘吉尔无疑写出了他那个时代英国政治生活的很多特点。在小说的主人公——劳拉尼亚国人民领袖萨伏罗拉身上，作者描写了自身的许多特点。

　　萨伏罗拉的办公室正是丘吉尔本人未来的办公室。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最显眼的是丘吉尔喜爱的吉本和麦考利的著作。这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在书中，丘吉尔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他的政治志向。“他不喜欢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这种虚荣心成了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

　　丘吉尔写作这部小说后，决定参加苏丹战争。英国为征服苏丹做了多年准备。19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侵占埃及之后，又攫取了苏丹。但是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起义。马赫迪宣称自己是安拉在人间的使者，是救世主。他领导了苏丹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次斗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苏丹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885年几乎把全部外国军队赶出了自己的国家。作恶多端的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也被苏丹人民击毙了。人们欢庆，拍手称快。

　　殖民主义分子戈登，1833年出生于英国一个皇家军官家庭，1852年入皇家工兵部队，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1860年他被派到中国，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圆明园的罪恶活动，后任“常胜军”统带，配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74年至1880年他先后任苏丹赤道省省长和苏丹总督，镇压达尔福尔等地的起义。1882年戈登任开普殖民地英军司令，指挥多次殖民战争。1884年他晋升中将，复任苏丹总督，镇压马赫迪起义，次年在喀土穆战役中被击毙。戈登之死，大大激怒了英国殖民当局。他们把流血的责任强加在奋起保卫祖国、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马赫迪起义者身上。英国准备了很长时间为戈登复仇，并于1896年对苏丹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活动。

　　这次丘吉尔来到苏丹，照例不仅是为了打仗，主要是为了报道战争情况。

　　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的《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妥，该报将发表他关于苏丹战争的通讯。报社答应他的父亲每登一栏付给15英镑，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稿酬了。丘吉尔及时赶到前线，参加了1898年9月的决战。这时马赫迪已经牺牲，苏丹军队改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统率。苏丹军队人数众多，但装备和战术还是中世纪的水平，尽管英勇顽强，终于在帝国主义新式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这次战争造成了一场大屠杀。丘吉尔写道，他亲眼看到苏丹苦行僧军队在恩图曼附近的大战中被击溃，胜利者几次横扫战场，把苏丹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对这种残忍行为和基奇纳的纵容感到愤慨。他写信对母亲说：“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土。”丘吉尔在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这是英国军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令人震惊的、最残忍的进攻。这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战争结束后，丘吉尔乘轮船沿尼罗河下行来到开罗，着手考虑撰写他的第三部著作——《尼罗河上的战争》。在写书的同时，丘吉尔思忖着今后的军事生涯。当然他非常希望能像他的大名鼎鼎的祖先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那样，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丘吉尔懂得，要升到能够指挥一支像样兵团的军衔，必须经过多年循规蹈矩的军人生活，也许还要到帝国最边远的驻军服役。因此，他必须另找出人头地的途径。这也许是艰难的，但可能是更快达到目的的途径。正如他已看到的那样，新闻工作在当时为他出名和挣钱提供了机会，以后他可能通过这个途径扬名四方。

　　他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寄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收入，当时他这个中尉的薪饷不过12.5英镑。新闻工作还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一种手段，而他的确越来越想从事政治活动。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为了撰写第三部书，丘古尔不仅亲自参加了战争，而且还在开罗进一步搜集了战争素材，同苏丹的著名历史专家座谈，并从苏丹战争的积极参加者那里获得了大量材料。他一回到英国，就专心致志埋头著书。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多少不眠之夜，这部《尼罗河上的战争》终于在1899年10月出版了。

　　这部两卷本的《尼罗河上的战争》的问世，立刻轰动了伦敦，震惊了英国。对于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部书表明了丘吉尔的才华和他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在这部书里，他不仅叙述了亲自参加过的战争，而且实质上写了一部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文字生动，材料丰富，引人入胜。当时丘吉尔第一次体验到终生伴随着他的创作愉快感，享受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乐趣。

　　在书中，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抒发了一个英国青年所应有的正义感。他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上司基奇纳将军，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可憎面目。丘吉尔对基奇纳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暴行感到愤慨。在他的笔下，基奇纳的行为不仅是卑劣的、野蛮的，也是对敬奉马赫迪陵墓的苏丹人的莫大侮辱。

　　丘吉尔写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任何一个重视老自由党光荣传统的人，任何一个同情人道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赞同这种行为。”丘吉尔依仗他的贵族地位，不仅在书中谴责了基奇纳的行为，还在某种程度上用含蓄的笔墨，以批评的态度评价了对苏丹的战争。他写道：“在英国，大概还有其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没有确信敌人极端不可救药之前，似乎还不能采取战争行动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于是，他们便对苦行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却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苦行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对于一个民族主义者来说，丘吉尔的议论是微不足道的，但即使这样，稍稍抒发了资产阶级的一点点正义感，也引起了英国官方和军界的强烈不满。后来，丘吉尔自己也明白说过了火，丧失了英国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这样的言论会使他同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发生严重争执，影响他今后的前途。因此，在1902年该书再版时，丘吉尔删掉了上述议论和一些类似的言论，将两卷本改为一卷本。即使这样，这部书仍畅销不衰，它不仅使丘吉尔跻于英国名记者的行列，而且就是在作家队伍中，丘吉尔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了。

　　写作使丘吉尔出了名，他认为这是出人头地的一个捷径，因此哪里有战场他就要求到那里去。

　　正是：求取功名似发疯，南非之行险丧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