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3)

三

　　伦道夫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而且求成心切。他不甘心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财政领域。他干预外交政策，公开要求与德国和奥地利接近。1886年12月，当他缩减军费开支的主张遭到陆军部拒绝后，伦道夫就以辞职要挟索尔兹伯里。他认为政府中没有他是不行的，结果事与愿违，他所期望的保守党反对索尔兹伯里的情况并未发生。保守党的这艘轮船继续航行。当后来有人问及伦道夫为什么冒险辞职，以致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时，他回答说：“所有伟大人物都会犯错误。拿破仑忘记了布吕歇尔，而我却忘记了戈申。”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闪电般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使伦道夫抑郁难忍，他的健康状况也迅速恶化了。他原期望辞职之后，保守党在困难面前会向他伸手求援，但他的一切希望都化成了泡影。他试图在保守党内积极活动，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但听众越来越少，报刊也很少注意到他。连他本人也不怀疑自己早已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了。他的体力日益衰竭。1882年夏天，他很长时间被病魔缠身。经过护理、治疗和呼吸新鲜空气，他的精力稍有恢复。但是，医生诊断他患的是不治之症，这就是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温斯顿·丘吉尔自从诞生在这个家庭之后，生活也是比较曲折的。年轻的父母顾不上他。根据当时英国的传统，这个阶层的人自己不教养孩子。温斯顿幼年实际上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可是对保姆的感情越来越深，保姆在世时他一直热爱她。后来，当丘吉尔成了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时，他的办公室里还一直挂着保姆的肖像。

　　小温斯顿的出世，虽说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无限的欢快，但却使布伦海姆宫的主人们非常不安。这是因为他的伯父布伦德福德侯爵，即未来的马尔巴罗第八代公爵，只有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唯一的继承人有个好歹，那么马尔巴罗的爵位和领地就应该由温斯顿。丘吉尔继承。有20多年的时间温斯顿一直未失去做马尔巴罗爵位和领地继承人的权力。1895年，当18岁的康苏埃拉·范德比尔特，一位有名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作为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的妻子来到布伦海姆时，老公爵夫人对她说：“您的主要任务是生孩子，而且应该生儿子，不能让这个早产儿温斯顿继承公爵的爵位。”康苏埃拉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而“早产儿”也就永远失去了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可能。但温斯顿·丘吉尔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他的功名心比继承爵位要大得多，仅仅这个爵位无疑是不能使他满足的。

　　到温斯顿长到两岁时，父母把他带到都柏林，但仍完全托给保姆和家庭女教师照管。他长得很结实，但并不很漂亮。他说话有缺陷，就是有点口吃，而且发音不清。他还是一个饶舌的孩子，从学会说话时起就几乎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温斯顿非常自信和固执己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特点越来越明显了。

　　温斯顿从小就与众不同。他不愿意像别的孩子那样学习。他虽然有极好的记忆力，但是他只对感兴趣的东西才领会得快，也记得快。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想学。温斯顿后来承认，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学生。他一开始上学就讨厌数学，后来一直和数学无缘。温斯顿非常不喜欢经典语言，学了很多年才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字母表，而且还记得不那么牢。父母见此情形，对他便愈来愈心灰意冷了。

　　正是：望子成龙星火急，顽童自幼废学习；父母苦心事无济，一寸希望一寸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章　不及格的学生

　　幼年学习不用功，顽皮捣蛋扬丑名；
　　三次落榜方奋志，败子回头攀高峰。

　　温斯顿·丘吉尔七岁那年，被送到阿斯科特贵族子弟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专为上流社会办的学校，学费非常贵，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着高傲的贵族传统。这里每个班只有十个学生，使用着当时尚属罕见的电灯，校园内有一个豪华的游泳池，一个宽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每季有三次全校性野餐欢宴；教师都是硕士，头戴方帽，气派非凡。学校的一切设备都是第一流的。

　　在11月某日的一个昏暗的下午，母亲把温斯顿送到学校。傍晚，一位教师把丘吉尔领到教室，拿出一本薄薄的绿褐色的书，上面印着字体不同的字。

　　“你以前不曾念过一点拉丁文吗？”教师问道。

　　“不曾念过，先生。”“这是一本拉丁文法。”教师用姆指翻开书页。“你必须念这个，”他说，“我半小时以后回来看你能明白多少。”教师走了，留下温斯顿一个人在教室里。他望着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凄然，有些害怕了。在家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保姆的陪同下在儿童游艺室度过的。那里有许多稀奇的玩具：一个现代化的自动汽车，一架幻灯机，还有一大堆兵器。而现在，这里所有的全是功课。每天要上七八个小时的课，另外还要加足球或板球，生活是十分紧张的。

　　半个小时后教师回来了。“你都会念了吗？”“我想我会读了。”丘吉尔不知所云地念出来，并壮着胆子提了一个问题。

　　“先生，这些字母拼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桌子。”“为什么把它们叫桌子呢？”“桌子就是桌子。你如果还不明白，可向桌子发问，问它为什么叫桌子！”教师不耐烦地说。

　　“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丘吉尔惊异地脱口而出。

　　“假如你再这样无礼，要受罚的，要受极严厉的责罚，你懂吗？”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接触拉丁文，也是第一次认识到这座学校规矩的严厉。丘吉尔后来写道，“它们的残酷甚于内务部所设任何感化院中所能忍受的责罚。”他经常看到，每月至少有两三次将全体学生召集在图书馆里，一两个有过错的学生被两位班长强拖到隔壁去挨打，直到鲜血流出，其余的学生坐在那里浑身战栗，静听他们痛得喊叫。这是杀鸡给猴子看。更使人烦恼的是，时常在学校的教堂里举行高教会派的繁琐宗教仪式。丘吉尔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太太曾强烈反对罗马教皇。她自己是属于不重礼仪的改进派教会。她对矫饰的宗教仪式的讨厌传染了丘吉尔。因此他在这里读书时从灵的方面未得到任何慰藉，而在另一方面却体验了这世俗武器的责打。

　　温斯顿在家里自由惯了，养成了放荡不羁的习惯。他在这里感到很不自在。学校主事人主要关心的是对孩子们的管教，而不是教学。温斯顿这时已经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倔强性格，他不愿意遵守教育家们苦心推行的那一套规章制度。不久他就因为不听话吃了苦头，挨了一顿鞭子。这使他大为恼火。

　　多年来他一直对这个学校和鞭打他的那位老师怀恨在心。他在军校的时候，曾经来到阿斯科特想同他的老仇人算帐，可是那时这所学校的主人已经死了，学校也已经关闭。

　　阿斯科特的生活使温斯顿的健康受到损害。丘吉尔后来在一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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