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魔王-墨索里尼(82)

八二

　　为着这一目的，英第八集团军已向前推进，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后，逼近桑格罗河。这里驻有德军的四个师。为了保持主动，亚历山大将军的意图是，第八集团军应当过河，在这条战线上突破“冬季战线”；随即尽量向前推进到佩斯卡拉一阿韦察诺公路，从那里威胁罗马，并使敌人在西海岸的交通发生危险。盟军已在桑格罗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但是敌人的主要防御工事是设在对面的高地上。天气恶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河水猛涨，因此进攻推迟到11月28日才开始。这一天，英第七十八师、第八印度师和最近到达的新西兰师发动了攻势，并且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经过一周的激烈战斗以后，它们在桑格罗河对岸10英里的地方稳住了阵地。

　　到12月20日，加拿大部队已到达奥托纳的近郊；但是，直到圣诞节后三天，经过非常猛烈的战斗后，奥托纳城的敌人才被肃清。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巷战，从这次巷战中，盟军获得了不少的经验教训。但是敌人仍在继续顽抗，从意大利北部调来更多的援军。第八集团军在12月间获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没有攻下任何重大的目标，接着冬季的气候使活跃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在克拉克将军统率下的美国第五集团军，沿着公路费力地向卡西诺逼进，并袭击了德军主要阵地最前哨的防御工事。敌人在公路两旁的山上布置了坚强的阵地。12月2日，英国第十军和美国第二军，攻打公路西面的巍峨的卡西诺峻岭，经过了顽强的战斗，在一个星期后，终于把敌人肃清了。在公路的东面，由美国第二军和第六军进行了同样的激烈战斗。直到新年伊始，敌人才被击退。这时第五集团军才沿着加里利亚诺河及其支流拉皮多河全面摆开阵线，准备来年发动新的进攻。

　　尽管德国人还在拼命挣扎，他们在兵力上还暂时占着优势，墨索里尼还在耀武扬威，加紧搜刮民财人力，为希特勒输血，提供炮灰，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日薄西山了。愈临近死亡，他们也愈加对墨索里尼这个傀儡施加压力。

　　正是：走狗日子非好过，讨好主子多罪恶。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一章　枪杀齐亚诺

　　“萨洛共和”岌岌危　狗急跳墙狂人为
　　枪杀“叛逆”齐亚诺　败局无法能挽回

　　意大利政局的艰危和混乱状态，在新的一年中更加严重了。纳粹军队节节败北，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犹如风浪中的一只破船，更加岌岌可危了。狗急跳墙，主子和奴才合谋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复仇运动”。

　　话说墨索里尼被盟主搭救来到慕尼黑后，见到了他的女儿爱达和女婿齐亚诺伯爵。他们夫妇在意大利投降时从罗马亡命出奔。齐亚诺在法西斯党大委员会举行的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上，虽然投票反对他的岳父，但仍希望依靠他妻子的影响，同墨索里尼言归于好。在慕尼黑期间，这种愿望确已实现，从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愤怒，因为他在齐亚诺一家到达时，已将他们软禁起来。墨索里尼对于背叛法西斯的“叛徒”，特别对齐亚诺迟迟不愿惩办，引起了纳粹元首的鄙视和狂怒。

　　就在这群法西斯匪徒进入坟墓之前，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丑剧就开场了。对那些曾在1943年7月间投票反对他的旧法西斯政权的领导人员，凡能在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境内逮捕的，到了1943年底，都在维罗纳的中世纪城堡中加以审判，其中就有齐亚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被判处死刑。尽管爱达百般恳求并要挟，墨索里尼坚决不肯赦免。1944年1月，这批人，不仅包括齐亚诺，而且还有曾与墨索里尼一同向罗马进军的伙伴、78岁的德·邦诺元帅，都以叛徒的罪名被处死了。

　　关于齐亚诺的死，引起了世界广泛的议论。丘吉尔说：“齐亚诺的下场，同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中的各种角色完全一致。墨索里尼屈服于希特勒的复仇要求，徒然为人们所耻笑，而这个分崩离析的轴心的遗骸——煞是凄凉的新法西斯共和国，却仍在加尔达湖畔勉强支撑着残局。”

　　齐亚诺的一生是一场悲剧。他生前帮助墨索里尼干了许多坏事，但在有些重大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政见，以至到7月会议上，公然站到了墨索里尼的对立面一边。但这些都并不重要。对于后人来说，也许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日记，他生动地描述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记载了它的“胜利”，也记载了它的失败，为人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墨索里尼、研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对于墨索里尼所进行的“半无意识的”分析，出自一个不仅是他的女婿，而且是他的崇拜者。正如齐亚诺在一篇日记中所说，“行动”，不管是何种行动，就是墨索里尼天性所遵循的唯一动机。这个独裁者认为德国武力无敌于天下的顽固信念，他的积仇宿怨，他的残酷无情，他对一般世事的愚昧无知，他对人们渴望自由所显示的力量毫无理解，尤其是他对意大利人民本身的全然蔑视，一一展现在这本日记的字里行间，令人难忘。

　　对于那些真正相信过墨索里尼以及至少在二次大战前真心实意把他当作意大利救世主的意大利人来说，墨索里尼极其秘密地向其女婿所吐露的对其同胞所作的这些评价，一定会感到出乎意外。

　　“意大利民族是一群绵羊。18年也改变不了他们……我们要叫他们循规蹈矩，从早到晚穿着军装。打他们，打他们，打他们……要使一个民族伟大，必须把他们送去作战，甚至你非臭骂他们一顿不可。我就是要这样做。”

　　但是，在这些记载中刻画得最鲜明的，自然是日记的作者。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萨姆纳·韦尔斯在《齐亚诺日记》引言中写道：“所谓意大利政府，只是个文雅的称号，其成员无非是墨索里尼的奴才。齐亚诺伯爵本人亦俯首听命于他。齐亚诺伯爵既不缺乏个人威严，也不缺乏胆略。我曾看到有一次他会见墨索里尼。当这个独裁者面呈。温色，他就惶恐不安。领袖的意志就是法律，尽管法西斯首领们知道他是何等刚愎自用，何等愚昧无知，何等盲目武断。在意大利，从国王到部长，从将军到工业巨头，谁也不敢与他作对。”

　　1939年冬，萨姆纳·韦尔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前去访问同盟国和两大轴心国的首都，以便向他们报告欧洲的局势和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在罗马逗留期间，他同齐亚诺曾进行了多次接触，这个年轻的意大利外长的风度和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曾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战争阴云密布，希特勒疯狂进行侵略扩张，墨索里尼也在加紧准备加入欧洲大战的行列。但是，在意大利，除了极少数法西斯首领以外，全国人民和一切有影响的力量，几乎无不强烈反对宣战。这固然主要是由于对德国及其纳粹政府普遍感到恐惧和仇恨，同时也由于普遍相信，不论同英、法的人为摩擦有多大，如与盟国结盟，意大利的前途比在纳粹独自称霸的世界来得安全。最后，意大利很大一部分舆论反对战争，因为认识到这场战争胜负未可预料，参加这场战争势必铸成大错，不论谁胜谁负，意大利人民均将一无所得，并会丧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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