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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12月上旬,希腊军再度突入意军阵地的消息,经前线指挥部传到罗马。墨索里尼甚为惊恐。齐亚诺说,他从未看见过他如此落魄的样子。当时,恰好回到罗马的意驻德大使阿尔菲耶里也确认了这一事实,并补充说:“我未曾看到过他那种颓丧的样子。他的面孔呈青白色,不断地痉挛,表现得很悲哀,但却又故意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他几乎是神经质地用右手抚摩他的下巴,同时好像求人支持他的想法,老是把脸朝向我和齐亚诺。”

  不久之后,他又认为事态尚可挽救。于是把卡瓦莱罗遣往前线,命令他及时向“领袖”汇报战况。索杜将军接连不断地把一些令人伤脑筋的电报打来,但卡瓦莱罗基于他“乐天派”的性格,认为事态“仍很平静”。墨索里尼听取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战报后,认为只有卡瓦莱罗才能扭转战局,遂令这个新任的参谋总长直接掌握指挥之权。

  不过,第二天更替的总指挥官依然如故,对于事态已经恶化了的驻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仍然“爱莫能助”。面对着节节败退的战局,墨索里尼恼羞成怒。他命令卡瓦莱罗,一定要拼死顽抗,严守阵地。他说:“这是祖国的命令!”他不时地对身边一些心腹们发牢骚说:“如今我手下的一些将领都是饭桶!不是窝囊废,就是江湖骗子,没有一个人能为我扭转战局,这怎能让我相信他们?!”

  对于“领袖”当时的懊丧情绪,齐亚诺的日记做了如实地记载:“12月23日这一天,没有任何令人高兴的情况。只是发现领袖对于星期六的撤退很气愤,这次的撤退与卡瓦莱罗的期望相反。对发罗拉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领袖再也不相信卡瓦莱罗的话了。墨索里尼说:‘这些将军似乎成了乡下的客栈老板。他们在墙上画一只雄鸡,下面写着:房客要赊帐,等这雄鸡唱。我也是这样,要我信赖军人,也要他们以实际行动证实局势已经改变了。’在谈到我军的表现时,领袖又说:‘我必须承认,1914年的意大利军队比现在强得多。这并不是夸奖当时的制度,情况确实如此。’”

  1940年的圣诞节,对法西斯匪徒们来说,是个难熬的圣诞节。外面大雪纷飞,墨索里尼从窗口打量着广场,嗫嚅着说:“这场大雪下得最适时不过了,如此刺骨的寒意,正好催醒窝囊废的二流民族,意大利人可望因此而获得改良了。”

  为了考察意大利“领袖”在圣诞节后那几天的忧郁心情,现将齐亚诺有关的日记摘录如下:

  “1940年12月25日。圣诞节。领袖心情忧郁,并又谈到阿尔巴尼亚局势。他显得比平常更疲乏,我很难过。此时此刻,领袖的精力是我们最大的富源。他再也不相信卡瓦莱罗了。他说,卡瓦莱罗的乐观主义是那种在黑暗中吹口哨为自己壮胆的乐观主义。他从地拉那送来的报告说:‘危机高峰已经过去,部队的情绪完全改观。’”

  “1940年12月27日。阿尔巴尼亚情况照旧,使领袖很不愉快。他是对的。尽管卡瓦莱罗说得天花乱坠,但人们还是无法看清形势。他答应要进攻斯基乌斯基扎河流域,但并未动手。如果希腊人再次抢先进攻,我们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1940年12月30日。当我不在的期间,领袖将武装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卡瓦莱罗,不让索杜指挥。领袖近来对索杜情绪变化不定感到不满。他今天喜笑颜开,明天又愁眉苦脸。当领袖得知,索社在阿尔巴尼亚把晚上的时间用于为电影作曲时,终于给了他最后一击。”

  “1940年12月31日。卡瓦莱罗转来一封给领袖的函件。他在信中要求领袖准许他在沿海大举进攻。这犹如请野兔赛跑。无止境的防御日复一日地使领袖吞服苦丸,所以谁也不像他那样多次紧咬嘴唇。”

  “1941年1月4日。部长会议。领袖长篇大论,阐述阿尔巴尼亚和利比亚的军事形势。阿尔巴尼亚形势相当暗淡,利比亚形势还算乐观。英国进攻巴迪亚实际上已获全胜,因为战斗开始后仅仅两小时,贝尔贡佐利就认为据点非常危险。领袖看了所有的文件,包括格拉齐亚尼‘在精神错乱,至少在失去理性时’发来的电报。领袖对所有的元帅都非常严厉,只有佩科里·季拉尔迪除外。领袖很尊重他。领袖只点了德·邦诺的名,但又立即补充说:‘我要你们注意,对他我没有说过什么。’总的来说,领袖似乎是毫不动摇的,并对解决问题的办法抱有希望。在此之后,最可怕的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这次浪潮将冲垮常规习俗,将使在此时此刻表现出真实品性的人心烦意乱。”

  “1941年1月10日。领袖接见德国大使。我也参加了。大使刚从希特勒处来此商洽两位首脑的会晤日期。日期定于19日,星期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墨索里尼情绪又高涨起来,因为现在在西西里海峡进行的海空战役打得很好。一艘英国航空母舰和两艘驱逐舰受创起火。这还不是结束。领袖说:‘月色终于变了,出来了好月亮。’他谈到必须经常把真情告诉民众,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提高士气,其次是为了取得民众的信赖。‘民众必须知道生活是件严肃的事情,战争则是生活中最严肃的事情。’”

  墨索里尼认为时来运转,一时心血来潮,又要发动新的进攻了。他急急忙忙跑到总参谋部,要与卡瓦莱罗讨论反击计划,但一涉及计划的细节时,又感到颓然万分了。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决定再派两个师开往希腊,展开新的攻势。虽则如此,连号称乐天派的卡瓦莱罗也没有信心能够扭转战局。

  一连几天,又是失败、退却,墨索里尼所盼望的好消息迟迟没有到来,他的情绪又低落了。他以悲凄的语调说:“从政治方面来说,希腊可以说是我们阻上的一块肉,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在使希腊孤立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们只好挺而走险,孤身战斗。只是意大利军队使我们泄气万分,他们完全辜负了我对他们的期待。”

  随着与希特勒会晤的日期逼近,墨索里尼的意志消沉,日复严重。因为下一次,他势必以“明显低下的地位”来参加与“元首”的会晤。墨索里尼一心期待着前线的佳音捷报,于是把会谈的日期前后推迟了两次。然而,延期总是有限度的。会谈的日期终于来临了。1941年1月18日,墨索里尼又被意大利军后退的消息轰得头脑发胀。数日之前,两个意大利的新的精锐师团,虽然在克里索拉展开了反击,但却遇到希腊军队的强烈抵抗。意军死伤惨重,失却的地区多于掠夺的土地,就连光荣的“鲁比·帝·托斯卡纳”师团也无法建立功勋了。“领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会见希特勒的。忧愁、烦恼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

  1月18日,陪同“领袖”前往的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上火车时,眉头紧皱,神情紧张。阿尔巴尼亚的消息使他震动。没有什么太过于戏剧性的事,不过是我们又一次受到侮辱,被敌军俘去很多人。严重的是涉及‘托斯卡纳之狼’这个赫赫有名和具有伟大传统的师。它刚在阿尔巴尼亚登陆,我们曾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一切,领袖都一一详谈了。他反复谈到他对军队和意大利民众感到悲观。他未能对此作详细解释。他不断重复说:‘如果有人在10月15日就预言到后来果真发生的事情,我早就把他枪毙了。’然后,他转了话题。他读了在德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名的《罗马的樱桃树》这一喜剧,他觉得很有趣。喜剧的题材是写卢库卢斯,并证明即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可以有细腻的鉴赏力,也可以喜爱舒适的生活。墨索里尼把这个喜剧的成功,归于它暗含的政治讽刺情调,而这种讽刺逃过了纳粹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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