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87)

八七

　　蒙哥马利关于中国的见解，大多阐述在为报纸写的文章和他的《三个大陆》那本书中，比他要把苏联吸收进基督世界的看法要有趣得多。从1960年起，他一贯坚持认为，承认台湾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实在是荒谬之至。他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引起台湾报纸的一场反击，把他的看法说成是“一个遭到挫折而又被完全遗忘的人的悲嚎”。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分析中，蒙哥马利明显表现出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他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同残酷无情、侵略成性的蒋介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物。蒙哥马利承认，毛泽东可能对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死负有责任，但他说，中国的权力之争总是与这种屠杀紧密相连的，而受西方国家庇护的蒋介石则可能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访问中国和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蒙哥马利得出的结论在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在当时却是超时代的。

　　蒙哥马利最常访问的国家是南非，他喜欢那里的天气和那里的人。他赞同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已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结果，下议院不可避免地对他提出质询。每次他从南非回来，总是逢人便讲不要于预南非的事情，让它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961年他在德班对听众说：“如果这个国家北部的黑人联合起来，如果他们能找到领袖人物，并威胁南非白人的安全，我本人将前来拔刀相助。”

　　蒙哥马利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相信只有遍布全球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他在《三个大陆》中描绘了这种梦想。这种梦想的基础，是他过低地估计了其他民族的能力。他认为，班图人生性懒惰，黑人太落后，没有白人的帮助他们难以生存。由于他如此地贬低黑人的能力，他在南非白人中颇得人心便不足为奇了。1965年11月，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但他去那里访问并没有引起什么使人为难的事情。他只喜欢那里的气候和南非的朋友。他在1954年给朋友T·E·B·豪沃思的信中写道：“我总是在想，为了适当而有效地治理这个世界，有必要造就一批杰出人物……”显然，他认为南非白人社会满足了这一简单的要求。

　　1962年，蒙哥马利在加拿大乘火车到处旅游，并且还访问了一些中美洲国家。他对在加拿大的旅行没作什么评论，后来的评论也不过是“加拿大的男孩太胖，他们需要更多的锻炼”之类的东西。在中美洲，倒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危地马拉和英国就英属洪都拉斯的部分领土发生了争执。蒙哥马利在危地马拉深受欢迎。危地马拉报纸把蒙哥马利说成是“访问我们国家的第一个英国绅士”。在他离开后，伊迪戈拉斯总统宣布说，蒙哥马利已经表示要在危地马拉和英国政府之间进行调解。在英国大使在场的情况下，蒙哥马利和伊迪戈拉斯讨论了争议中的领土问题。伊迪戈拉斯请蒙哥马利（而不是英国大使）把他们的讨论报告转送给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遭到了蒙哥马利的拒绝。实际上，英国不愿意就争议领土的前景进行讨论，蒙哥马利引发了一个外交部在当时不愿意提起的问题，简直是帮了倒忙。

　　蒙哥马利最后一次重要的海外之行是1967年去埃及，当时他已79岁。这次访问是1966年12月宣布的，翌年5月进行。英国政府对此不怎么高兴，因为中东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蒙哥马利私下安排了这次访问，他想旧地重游。这次访问显然具有历史意义，《星期天泰晤士报》派来了随行摄影师，并负责支付蒙哥马利的开销。当蒙哥马利一行到达海利奥波利斯时，机场上彩旗飞舞，管乐齐鸣，蒙哥马利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他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及其总参谋长举行了会谈。同往常一样，他相信这样就能使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甚至让英国代办用密码向伦敦发了一份电报，说明埃及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并说纳赛尔总统只准备同工党政府的某位大臣进行谈判。

　　他在埃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沙漠中游览旧战场度过的。他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紧，每天早上6点起床，随后就爬上直升飞机，观看那片土地最美丽的景色。随后，直升机在预定的地点降落。他们一行站在沙漠中，蒙哥马利一边对照他过去用过的地图和作战计划，一边把在场的人员用作标记，分布在沙漠中。他在埃及深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他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苏伊士作战行动。尽管他在这次访问中进行了这些充满生气的活动，但他的老态再也无法掩盖。他自己就说，这次旅行缩短了他一年的寿命。实际上，这是他进行的最后一次访问，这使英国外交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蒙哥马利喜欢这些毫无害处的短途游览。他坚信他能以提供意见的方式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在很少得到英国政府鼓励的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地就许多国际关系问题向英国政府提供了咨询意见。作为一个非常关心西方团结的人，他却奇怪地反对与欧洲结成任何联盟。在60年代初期，他是阻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知名人士。1959年他甚至在普利茅斯说，在英吉利海峡修建海底隧道是危险的，不符合英国的战略需要。

　　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许多人对他的战略思想的尊重开始烟消云散。读者很快就发现，他的思想前后不一致，充满自相矛盾。1961年2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对《领导艺术之路》一书的评论。评论者写道：“这本书不过是一堆陈词滥调和高级将领鼓舞士气的老生常谈。”这种评论典型地反映了读者对他的著作的批评性意见。

　　蒙哥马利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尽管常常是混乱的和自相矛盾的，但其基础却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必须接受冲突和战争，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减轻其影响。从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出发，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总是着眼于从实际上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道德价值观念。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考察国际事务的基础，它使蒙哥马利得出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见解。他很早就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重要性，便是他严格的实用主义方法带来的直接结果。同样，这种方法也使他确信，虽然美国是欧洲的保护伞，但北美洲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蒙哥马利强烈地谴责杜勒斯和肯尼迪时代的讨伐政治。他认为，美国人的态度总是很可能引起问题。如果美国不能正视并承认中国的存在，那就更可能引起问题。他还担心美国许多外交政策中固有的“珍珠港”情结。他认为，美国人非常害怕突然袭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在一种长期互相敌对的形势下，这种威胁总有一天可能会消除。由于这种原因，美国人便把战略思想建立在对任何攻击都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基础之上。这种推理使蒙哥马利比许多观察家更早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1965年，他告诉《每日快讯》的勒内·麦克科尔说，美国应该撤出东南亚，因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不能停止在一个小国的边界上。“世界有一半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指林顿·约翰逊）打算同所有这些人作斗争吗？”1968年7月，他以略微不同的理由再次谴责美国的越南政策。他写道：“美国违反了战争的第二条规则，即不要用陆军在亚洲大陆作战。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向莫斯科进军。这两条规则是我自己制定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过分自信，但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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