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84)

八四

　　虽然他在“联总”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对他非常适合，但这并不是说某种职务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蒙哥马利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频繁的旅行意味着他很少呆在枫丹白露司令部。当他在那里时，他也很少是大家的好伙伴。如果出去吃饭，他只愿意去英国大使馆，并且不常去。1954年春天，蒙哥马利参加英国大馆的一次宴会，爱丁堡公爵出席了宴会，法国国防部长勒内·普莱文也应邀参加。当时，奠边府刚刚陷落，普莱文显然比较难过。晚宴安排在8点开始，但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为那里的晚宴一般都很晚，普莱文很晚才到，因为他以为宴会是9点开始。大家在等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便开始吃了起来。谁知大家刚一开始吃，普莱文便赶到了。在这种庄重的场合迟到，使普莱文十分慌张。每个人对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气，十分礼貌，一切都十分顺利。突然，大家听见蒙哥马利那细而尖的声音说道：“唉，普莱文先生，成为法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的感觉如何？”顿时，宴会上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难堪得简直透不过气来。

　　显然，蒙哥马利对自己使别人陷入窘境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次是在玩高尔夫球时，蒙哥马利和乔治·科尔联手对葡萄牙业余冠军。玩球时，蒙哥马利老是嘲笑对方：“想想，你可是个专家！”蒙哥马利的嘲笑使对方不断分心，不能集中精力。结果，被蒙哥马利和科尔远远抛在后面。后来，科尔告诉蒙哥马利他为他感到羞耻。蒙哥马利却回答说：“那有什么，我们不是想赢他吗？”

　　蒙哥马利在当“联总”主席期间，比后来在北约有更大的权力。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些最严重的个人冲突。他同欧洲地面部队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闹翻了脸。争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1947年8月，德拉特尔为训练组织的“轻型兵营”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蒙哥马利还是帝国参谋总长时，他们还于1948年7月在一起亲切地谈论西方的团结。在蒙哥马利把“联总”司令部移到白厅的多佛厅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迅速恶化了。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贝尔彻姆误译德拉特尔的一封信引起的。贝尔彻姆把“我强调”译成了“我坚持”，蒙哥马利对这种措词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俩积怨为什么会那样深。在招待会上，德拉特尔拒绝同蒙哥马利说英语，蒙哥马利也绝不用法语同他交谈，这种尴尬局面是非常令人难堪的。

　　他俩个性都很强，完全不能互相理解。德拉特尔在1950年告诉利德尔·哈特说，他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蒙哥马利。利德尔·哈特的忠告是，不要对他大客气，对他强硬些，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蒙哥马利而言，他总是不知道该怎样调整自己，以适应另一个人的性格。他不是和别人相处很好，就是不能同别人相处，没有调和的余地。

　　德拉特尔去印度支那任职后，他俩保持着亲密的通信关系。当德拉特尔的儿子在印支战场上牺牲后，蒙哥马利给他写去了慰问信。德拉特尔的继任者朱安发现，他同最高副统帅相处也有许多问题，但他们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生个人冲突的机会比在“联总”少得多。所以，朱安与蒙哥马利的争吵没有德拉特尔与蒙哥马利的争吵那么厉害。

　　蒙哥马利最后10年的军队生涯过得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他不用担心提升，也没有肩负多少重大责任，生活过得舒适、安逸。他的年薪为5170英镑，此外，还有1000英镑的娱乐补助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伊辛顿磨坊的翻修工作已于50年代初结束，他现在已有一个舒适的家，并且配有陆军勤务人员。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定型。他过的是一种公众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他与家庭成员（他的儿子戴维除外）之间的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对戴维仍然是保持一种冷淡的父子关系。

　　蒙哥马利对他的亲属从来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可言，他对他们的疏远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贝蒂去世时，他拒绝让自己的妹妹温莎照顾戴维。在战争期间，他虽然曾答应要参加他弟弟布赖恩的婚礼，但在最后一分钟却决定去看足球比赛而不去参加婚礼。他的母亲仍然是他最不喜欢的人。当纽波特市决定授予帝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荣誉市民称号时，他的母亲决定去参加授称号仪式，于是给纽波特市政会写信，并受到了邀请，但他的儿子却不知道这件事。当蒙哥马利到达并发现他的母亲在场时，他非常生气。可是，他对此已毫无办法。但他却坚决不让他的母亲参加午餐会。他坚持要这样做，也就只好按他的要求办，这使非常好客的纽波特市政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1949年他的母亲去世时，蒙哥马利拒绝参加她的葬礼。很难说他母亲的死对他有多大影响。长期以来，他一直不喜欢他的母亲，当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也许他已经没有多少感觉。那个对形成他的复杂性格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人，就这样悄悄地走出了他的生活。

　　蒙哥马利对其他的亲属也保持着距离。当他在多伦多访问时，他的堂侄到他下榻的饭店去看望他。蒙哥马利的反应是：“他想要什么？我不想见他。”他只是敷衍塞责地同堂侄交谈了5分钟。他的妹妹们同他的关系比他的兄弟们近乎些。但战争结束后，他认为她们对他感兴趣也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成功。

　　他同戴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他非常喜爱自己的儿子。当戴维在国民兵役训练中获得“荣誉武装带”时，他为他感到骄傲。但当戴维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时，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他儿子的错。但他对戴维的爱是深厚的，儿子婚姻的破裂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父子关系。后来，戴维成为蒙哥马利在伊辛顿少有的几个探访者之一。

　　那些在战争期间了解蒙哥马利的人发现，他现在同过去一样，对人际关系十分淡漠。他仍然不能或不愿意同任何人亲近，或建立真正的个人感情。不论是在伊辛顿过简朴的舒适生活，还是周游世界，他都能发挥他那自封的军人政治家的作用。他经常给《泰晤士报》写信：1950年2月，他抱怨现代滑雪运动已经堕落；同年他规劝人们到威斯敏斯特剧院去看戏剧《旅行的终点》；1952年1月，他呼吁举办开放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年4月，他要求对板球进行更多的控制，以使之更具吸引力；1956年他在一次晚宴上发表有关板球的演讲，把板球说成是一种需要领导、纪律和训练的运动。他经常看各种体育比赛，尤其喜欢看朴次茅斯队的足球比赛。

　　蒙哥马利还从对青年人的关怀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他喜欢青年人给他作伴，对此他毫不掩饰。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培养问题，但他所说的青年人仅指男青年，而不包括女青年。1946年5月，他在英国青少年俱乐部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青年需要引导”。他宣布说，当国家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将致力于训练青年人。在战后那些年的各种集会上，他都反复强调“青年需要引导”这个问题，并说他愿意给予这种帮助。他认为，国民兵役法将使英国青年得到很好的培养。

　　蒙哥马利总是乐于支持青少年俱乐部和其他青年组织，而且他给予的帮助常常是非常实际的。在任北约副统帅期间，他成为遍及西欧的野营活动“康科迪亚”的主席。他本人并不富有，但却常常为培养青少年的活动慷慨解囊，集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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