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3)

三

　　1889年春，坎特伯雷大主教通过法勒院长邀请亨利担任塔斯马尼亚的主教。亨利·蒙哥马利当时41岁，已继承了爱尔兰的蒙哥马利产业，但他根本不是个有钱人。尽管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塔斯马尼亚在什么地方，但还是立刻表示接受主教的职位，因为主教的职位可以使他有较丰厚的收入。1889年5月1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正式举行授职仪式，任命亨利·蒙哥马利为主教。亨利全家——新主教、妻子和5个孩子，经过7周的海上颠簸之后，终于在10月23日到达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当时，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还不到两岁。

　　到塔斯马尼亚后，莫德在那里建了一间教室，把孩子们的教育完全交给从英国请来的家庭教师。她要孩子们负责教室的清洁和保暖，所以孩子们不得不在课余去砍木柴。后来，莫德又进一步订下一条家规：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家里所有的人每天下午必须走出户外两小时，以使她不受任何声音的骚扰，安静地休息。主教可以留在屋内，但也只能呆在书房里。久而久之，莫德养成了一种习惯，无论对人对事，她都渴望加以组织和控制，她像男人一样威风凛凛，发号施令，稍有不合意之处，就鞭棍相加。

　　到塔斯马尼亚不久，西比尔不幸夭折。5年之后，莫德在塔斯马尼亚生下第6个孩子，后来又生下第7和第8个孩子。1901年底从塔斯马尼亚回到伦敦后，她又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布赖恩。在莫德所生的9个孩子中，有7个孩子长大成人，6个移民异邦。

　　莫德除对孩子严加管教外，她还独揽家中财政大权，每周只给主教10先令，这还包括主教每天到图书室的午餐费用。如果主教在周末前客气地向她多要一两个先令，便会被她严加盘问。那么，亨利主教怎么会让年轻的妻子掌管一切呢？非常可能的是，他无法干预，因为他每年约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离开管辖区中心，身穿灯草粗布衣裳，脚登平钉靴，头戴宽边拓荒帽，蓄一把又大又灰的胡须，在塔斯马尼亚山区和荒僻的地方长途跋涉，去访问每个遥远的山区。另一种可能是，主教专心致志于宗教，已逐渐变成一个埋头于事业的超凡入圣的人，对于家庭琐事不屑一顾。

　　莫德那些奇特的管理方法虽然使母子间缺乏亲切感，使家庭生活毫无乐趣，但也确实起到了某些好的作用。她的孩子都学会了说实话而不顾后果，每个人都循规蹈矩，没有任何一个做出使她蒙羞的事情。家中没有飞短流长，闲言碎语，从没有人上过法庭或进过监狱，也从没有人诉诸法院要求离婚。

　　在塔斯马尼亚，亨利·蒙哥马利主教对自己的工作专心致志，对教友坦诚忠实，深受人们的好评，所到之处颇受人敬重，不管男女都对他非常信任。1901年他根据自己在澳洲土著、矿工、拓荒者和移民等人群中传道的经验，撰写了一份有关负责海外布道社团的部长所需素质和资格的报告，送往伦敦。当时，这个部长的职位虚悬未久。出乎意料的是，两位大主教和伦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等地的名主教联名致电亨利·蒙哥马利主教，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这个部长职务。

　　起初，他想拒绝，因为他觉得这个职务有损于主教的尊严，而且案牍工作过于刻板，与他自己喜欢经常邀游荒野、在四方传道的个性相违。但是，他已54岁，再长此下去，可能体力难以胜任。经过一番函电往返，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1901年11月，蒙哥马利一家离开墨尔本，途经苏伊士运河，于1902年春抵达普利茅斯。新的部长职位并不是什么进身之阶，亨利·蒙哥马利在这个职位上也没有显露出什么锋芒。1921年，亨利从海外布道社团部长的职位上退休，时年74岁，后来他瘫痪在床，由莫德亲自照料。1932年，亨利·蒙哥马利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对于母亲的家规和专制，哈罗德、唐纳德和尤娜都颇为顺从，没有给母亲添什么麻烦。可伯纳德却是反叛者，专门和母亲对着干。与母亲的争执，每次总是母亲获胜。每当伯纳德做错了事，要挨母亲的鞭子时，他便躺在花园的草丛中呻吟：“我是怎么搞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当他母亲看不见他时，便对其他孩子说：“去看看伯纳德在做什么，叫他不要做了。”

　　母亲的责骂和鞭打并没有吓住身材瘦小的伯纳德，反而使他变着法子同母亲作对。例如，当母亲在聚会中叫孩子们保持肃静，以宣布下一步的指示时，伯纳德头戴红色野战帽，竟然高声吆喝：“猪市的猪儿们别讲话，让老母猪先讲……”自然，伯纳德被拖出去挨了一顿棍子。伯纳德的整个童年生活都是在自由和鞭子的夹缝中挣扎着度过的，吃尽了苦头。他欺负其他孩子，而自己也挨打；他学了一点澳洲口音，便被罚站在家人面前改正，直到莫德满意为止；他把别人送给他的一辆自行车卖掉，而用卖车的钱去购买邮票集邮，结果他的零用钱被母亲停发，直到他把钱全部还清、买回车子为止；他在屋内挥刀追逐一个女孩，被母亲一顿痛打……伯纳德对自己做的错事从不撒谎，甘愿受罚。惩罚之后，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改悔。他的哥哥唐纳德说：“伯纳德是家中的败类，天性顽劣，只顾自己，目中无人。”9岁时，伯纳德拍了一张照片，他站在那里，歪戴着帽子，双手举起，握着拳头，作殴斗状。伯纳德儿时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塔斯马尼亚，伯纳德的学习成绩使亨利主教夫妇非常难过。在英文作文方面，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在神学方面，他的论文“十分差劲”；在数学方面，尽管稍有进步，但绝对赶不上其他同学；在拉丁文、法文、科学和艺术方面，成绩都在“尚可”以下。尤其使他的父母难堪的是，他曾在神学课中因散布歪诗而挨过校长的棍子。

　　大儿子哈罗德认为自己在英国前途暗淡，不会有大的作为，如果投入陆军，到海外服役，也许还有发展的机会。亨利主教也认为，哈罗德对社会不关心，个性独特，体壮如牛，骑术精湛，如果他加入陆军，到南非去发展，可能还有较大的希望。于是，主教给岳父法勒院长和父亲罗伯特·蒙哥马利写信，希望他们能助哈罗德一臂之力。结果，当主教一家在普利茅斯上岸时，哈罗德便被委任为陆军军官。哈罗德一上任，就随军出发，去参加已接近尾声的南非战争。随后便终生定居非洲。

　　亨利主教一家回到英国后，主教便把唐纳德和伯纳德送到离家不远的圣保罗学校就读。7月间，第一学期结束，唐纳德在圣保罗的功课突飞猛进，通过考试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免除了父母对其学费的负担。伯纳德也参加了奖学金考试，但却名落孙山。

　　1902年1月，伯纳德在上圣保罗学校的第一天便自己作主，选择了“陆军”班。当晚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父母并未衷心接受。亨利希望自己的儿子当牧师，一听说他想当军人，不免大失所望。于是问他为什么想参加陆军，他无言以对。或许是受长兄哈罗德的投笔从戎的影响，或许是他觉得陆军班功课不会太紧。总之，他下定决心以后，便拒绝更改。主教明智地接受了他的选择，认为这是天意，便不再说什么了。可是，莫德却不那么容易让步，于是母子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伯纳德平生第一次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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