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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在这个最高军事机关内,还充满了懒散的气氛。在蒙巴顿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一位参谋人员竟然满不在乎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说自己的一本侦探小说似乎前些天忘在这个房间里了,询问蒙巴顿注意到了没有。同时,老手和新人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出来。研究东南亚问题的老手们认为最高统帅从伦敦带来的参谋们鲁莽、傲慢和不稳重,而后者也在寻找对方懒惰和低效率的现象作为回敬。蒙巴顿按照此前在联合作战总部的作法,把来自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参谋人员合在一起,组建了联合参谋班子。这引起了当地各军种负责人的不快,并感到别扭,因为他们已习惯于掌握和使用自己的一套参谋班子。摩擦肯定会出现的。“但是,蒙巴顿和我合作得很好,”驻印英军司令奥金莱克这样说,“我认为我们制止了摩擦。”其实,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很冷淡的。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见中,蒙巴顿感到对方“似乎已经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堵冰障”。

  那位韦维尔上将这时也仍在印度,伦敦给他的职位是出任印度总督。他和蒙巴顿的气质、作风都不相同,简直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虽不反对蒙巴顿来此赴任,但仍疑惑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英国内阁中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利奥·艾默里,似乎预见到他们之间会产生一些隔阂,曾写信给奥金莱克,告诫他伦敦希望“总督、蒙巴顿和你将成为不可分离的三驾马车”。“蒙巴顿和他的参谋人员们正在安顿下来,”奥金莱克回答道,“当然,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获得情报和帮助。只要我在这件事上仍然有发言权,我想我们会尽力而为的,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如果说初来乍到的蒙巴顿,在德里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些棘手和不愉快的话,那么,那些战地指挥官则对蒙巴顿的到来表示出了真诚的欢迎。时任新编第14集团军军长的斯利姆中将后来回忆说:“当我见到蒙巴顿勋爵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形象和举止会极大地鼓舞官兵们的士气。他出身于海军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失望,相反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希望进行两栖作战行动。当然,我发觉他有些过于乐观了,不过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正确地提出应该从我们战线的南部进行两栖攻击,而不是从北面慢慢地推进。”他们支持和信赖蒙巴顿来领导自己的部队。

  蒙巴顿上任10天后,决定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中国战区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他知道,重庆方面对英国人怒气冲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保持着同海外的联系。英国丢弃缅甸,使中国丧失了“国内战场的唯一的国际供应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10万吨军用物资来不及运走,对此蒋介石异常震怒;随后,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以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蒋介石又指责英方背信弃义,要求英国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重庆方面便立即丧失了90%的军需品和工业必需品,从1942年4月起,国统区要获得援外物资只有通过印度空运,穿越危险的“驼峰地带”(即喜马拉雅山)运至重庆,但维持这条航线的运输机很少,运量也十分有限,远远不能解决国统区的军需民用。因此,蒙巴顿觉得此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有必要拜访和安抚一下蒋介石。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情报部门在最后一刻得知,日本战斗机正在注视着最高统帅的行踪。因此,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飞行不得不推迟到天黑以后,晚了5个小时。抵达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但几位中国将军依然在机场迎候。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次不无理由的失礼深感内疚。”在机场上,他还见到了前几天刚刚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此时,史迪威与蒋介石已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正在争取得到白宫的同意,打算马上解除史迪威在中国的职务。

  走下飞机后,蒙巴顿乐呵呵地要拉史迪威合个影,一脸阴郁的史迪威却摇着头表示拒绝,蒙巴顿惊讶地间:“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合了影,那个‘花生米’也会不喜欢你的,他要解雇我。”史迪威生气地说。“花生米”是史迪威给蒋介石起的绰号,除了在中国将军们面前他不敢随便地叫外,跟西方同行们聊天时,他总是这样放肆地称呼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那样的话,我们就更要合个影了。”蒙巴顿轻快地说完,还是拉住史迪威让人给他俩拍了张合影照。

  中国和日本交战已有6年之久。国内西南的大部地区虽并没有沦陷,但国民经济和管理状况却一片混乱。在乘车去市内下榻宾馆的路上,蒙巴顿想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对中国战时首都的描绘:“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几年来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都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几乎见不到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

  现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描绘。在车上,史迪威还以中国通自居,向第一次来重庆的蒙巴顿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这里的见闻和感受,尽管他对其他人也讲过多少遍了。“迪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民族。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了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见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口,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

  做为皇族子胄的蒙巴顿,从小生活优裕,自然无法去想象和体验史迪威所说的一切。对于美国方面一直主张应积极援华,无论是丘吉尔还是他本人,也向持不同的看法,至少要等一等再说。他岔开了话题,跟冷峻、木讷的史迪威讲起了笑话,不知不觉间,汽车驶进了国民政府专为接待外国贵宾而修建的一幢花园别墅内。

  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早已等候在那里,为蒙巴顿接风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近乎奢侈。平民和大兵出身的史迪威历来看不惯中国官场上的这一套,从他的表情上能够觉察得出来。不过,蒙巴顿却得心应手,令陪同他参加宴会的其他英国人赞赏不已,认为他的举止十分得体,只有曾多年在华工作过的罗布森中校不太满意。罗布森深诸中国式的客套,他认为在经过一番谦让之后,蒙巴顿不应在何应钦之前在宴会桌前就座。他抱怨说,勋爵应当继续推让。并且,他在宴会结束后,立即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蒙巴顿。蒙巴顿后来这样写道:

  在此后的访问中,我们一直为主人是否应先于我入座而
  互相争让着。直到快要吵起来的情况下,我才不再坚持了。这
  显然堪称礼仪之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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