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102)

一〇二

　　在冈村住院疗养期间，“几乎每周都有美军当局的人来探望，每次均以衣料、食品、滋养品相赠”。美国人为何对他如此厚待？除了随时监察他有无从事不利于美军当局的活动外，冈村认为：“我想可能是由于过去占领军为了瓦解日本精神，尽力压迫旧军人，优待左翼势力。而现在似乎觉察其政策之错误，而改变主张，利用我归来之机，以优待我为示范，表白不再压迫旧军人。”不过，这使他……生活有了很大提高。日本政府虽以公费将他安置人院，但支出的。仅够伙食零用和治疗费用而已，并不宽裕。对政府的吝啬，曾多次发牢骚说：“缺乏道德是日本人的通病”；“国家忘恩负义”。

　　冈村不爱钱，也没有什么钱。他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是以所谓“清廉”著称的。除规定的职级待遇外，他自称从不妄取一分，特别是就任华北日本侵略军总头目以后，捞钱的机会很多，“自1941年6月以来，至1945年停战。4年间各方友人送我很多礼物，金制品也不少。因此，刚一停战我就和清水主计中将研究，将这些礼品换了一大笔钱，准备汇回日本，作为救济身边同事回国后之用。但不许可汇款，这笔款等于付之流水”。他的薪金多年来一直由副官保管，“出外购物由副官承办，自己从未摸过纸币，有无余缺也并不知道”。1946年底他的副官被先期遣返回国，“行前为我留下零用钱，并告知南京现在物价的情况等。后来我七八年来第一次自己用钱，是让人去给我买水果”。看来，他不是阿堵物的迷恋者。

　　冈村的肺结核病本来就并不太严重，加之此时已经有了治疗此病的链霉素等特效药物，所以在国立第一医院治疗和休养了一年多，便出院了。由于他在四谷坂町的家在战时东京遭空袭中毁掉了，加藤只得把他接到青森县自己的娘家去住。

　　1950年前后，一批战前日本军队的官兵酝酿成立了“战友会”，冈村被邀请挂名为该会的副会长。该会是日本战后冒出的首批右翼组织，宗旨是维护和捍卫天皇制度，振兴日本的“固有精神和传统”，反对民主改革。在战友会后来组织的许多活动中，冈村发表了大量为侵略战争辩解的言论，例如，他一方面承认“过去日本对外政策，其侵略污点确实必须反省”；另一方面又声称“但其解放东亚之大目标，从人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还是光明正大的”。他还不厌其烦地列举诸如帮助东南亚国家摆脱英美而“独立”，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在日本长期占领和控制的地方教育普及程度有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跳跃式发展等一系列“根据”。在战友会的资助下，冈村到各地巡回演讲，千方百计地扩大右翼势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党组织在战后迅速扩大的影响。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尚不敢优遇原日军中的高级将佐，许多地方和机构还对这帮人持排斥、整肃态度。包括冈村在内的这批人在日本受到冷遇，却在台湾受到了欢迎。当时，许多日本旧军人纷纷举家迁居到台湾谋求出路，一则台湾有50年属于日本“领土”的历史，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均能适应；二则国民党到台湾后想重整旗鼓，也需要他们之中的“各类人才”。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蒋介石为了重振旗鼓，培养所谓“中坚干部”，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该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还设有军官训练团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等一些原日军将佐被聘请为高级军事教官，他本人还有该院的“顾问”头衔。

　　对自己能获得“无罪释放”和日本投降后200多万日军、日侨能顺利从中国返回国内，冈村对国民党一直感恩不忘。他称自己出于“报恩”的目的，先后介绍和组织过他所熟识的百余位老部下，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而这些人由于找到了饭碗和“用武之地”，也非常卖力地去干。例如，50年代驻台湾新竹的国民党第32师，经他们的严格训练，成为当时台湾的第一流部队，蒋介石检阅后曾夸奖其为“模范师”。

　　冈村多次去台湾讲学、访问，每次都受到国民党当局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热情接待。后来，有一次何应钦以私人名义赴日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冷淡，冈村闻知后即召集老部下举行欢迎会。冈村致欢迎同时，因为过于激动，竟失声痛哭，何应钦也老泪盈眶。冈村称何是“对日本人了解最深的友人”，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并历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来证实何应钦如何“爱护和友好日本”。对日本政府忘恩负义简慢何应钦，他指责道：“何将军对于日本及日本人深具理解与同情，尤于战争结束时曾经竭力为日本人谋求福利，何将军此次来访，我国政府及国民却未能公开表示谢忱，以酬厚意！尽管我们是一个战败国，仍属遗憾之至！”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进一步抬头。冈村等一批战前法西斯将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进了在东京的新居。这时，许多政界名流和魏德迈之类的“国际友人”，时常来拜访他。日本自卫队的军官还慕名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着实令他欢喜了一阵。

　　可是，好景不长。1962年4月，他此时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时年仅49岁。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后，便跟着祖母阿定生活，由于祖母的溺爱和仗着有一个步步高升的父亲，他一直不思上进。从冈村日记里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出，冈村并不喜欢他。但是，他的晚年毕竟需要有儿子来照顾。忠正之死，对冈村的打击很大，这一年冈村已经78岁了，身边除了有老伴加藤及几个孙辈外，就再没有其他骨肉亲人了。早年，他最喜欢的武正夭折于上海，而现在忠正又先他一步死去，莫不是上苍的报应？一想到这儿，他常常不禁老泪纵横。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启示”自卫队青年干部。接受这件事情后，他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为了宣扬“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场去“说清历史事实”，他压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时而发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两年的心血撰写完毕。

　　不过，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看到它出版面世。以“右翼首相”著称的佐藤荣作第二次上台组阁后，才于1969年底决定公开出版它。这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上是件大事，197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专门就此发表述评称：“佐藤政府疯狂反华，公然出版几年前死去的战犯冈村宁次回忆录，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温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可见，冈村的回忆录在日本近邻国家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引起极大义愤。

　　回忆录写完了，冈村宁次感到自己走进了人生终点。1966年9月，他的心脏突然发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时年82岁。

　　冈村宁次死后的葬仪倒是颇为隆重。日本政府和防卫厅首脑表示“沉重哀悼”；许多右翼团体和旧军人为他执幡送葬；远在台湾的他生前一些故友旧交，也专程来参加葬礼；报纸、电台还纷纷作了报道。正是：一生罪孽深重，至死未改初衷；晚年境遇不妙，厚葬聊补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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