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97)

九七

　　◎第三十三章　“无罪释放”

　　冈村宁次大战犯，交接有功受报赏；
　　优遇敌酋为反共，判为“无罪”被释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国际法中，发动和诉诸战争被当作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那时的国际法里无所谓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是非划分。

　　当时以战争解决政治问题、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任何国家都有诉诸战争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即所谓的“诉诸战争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犯罪并不包括发动战争本身的行为在内，而仅指交战国军队在作战中使用诸如有毒或其他禁止使用的武器，杀害或虐待战俘、平民等行为。至于战争本身却无可非议，发动侵略战争的统治者和军队负责人这些罪魁祸首，亦一贯逍遥法外，从未受过任何审判。就是曾入侵了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遭流放，也非经过国际法庭的审判，而是根据战胜国元首的政令执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发展，1925年国际联盟第六届大会宣告：“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同时，否定了以上级命令作为否认自己战争罪行的辩护理由之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法西斯分子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世界人民强烈地要求严惩战犯。1942年，比利时等9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了惩治战犯的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亦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同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于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城市，成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法庭直属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改隶于国防部。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对此冈村自己也心里有数，“中国事变以来，我虽未直接参与战争的谋划，但一直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因此，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将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是几经曲折，冈村最后竞被蒋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并将其悄悄遣送回国，此举大出国际、国内甚至冈村本人意外，这一案件的内幕究竞如何呢？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大多还远在川贵一隅的大后方，不可能很快赶到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接受日军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自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后，发起了大反攻。新四军已收复了大江南北10几个县城，主力已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新四军为了接收城市，公布了各省市领导名单：刘长胜任上海市长，黄克诚任江苏省长，粟裕任南京市长，何克希任杭州市长，郑位三任湖北省长，李先念任武汉市长。八路军也任命了华北各省领导人。已经壮大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与这些城市近在咫尺，而蒋的中央军却鞭长莫及。

　　怎么办？蒋介石思前想后，决定依靠日军和伪军替他先看管好这些地盘。8月16日，蒋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而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华北、华东的大城市和日军武器装备交给国、共哪一方？这一决定权实际落在了冈村宁次手上。他权衡再三，认为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且国民党内亲日派多，顺从蒋的旨意，在战后审判时或许能逢凶化吉。于是，冈村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两天后，8月18日冈村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这个纲要是冈村自主决定起草了发的，应当说它与东京方面当时的主张并不一致。日决定投降后，东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曾给冈村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上，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冈村应放手让中共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国民党方面争夺天下。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后来不就是因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使美国决定放松对日管制并扶植其发展，使日本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么？但是，当时的冈村拒绝了大本营这一主张，他从一贯坚持的反共原则立场出发，采取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这当然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好感。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吁胎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对共产党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7日，冷欣中将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抵达南京时，冈村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

　　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同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中日合作亲善”的怪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其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冈村也供认，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先生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日军投降及对待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他后来还在其回忆录中拐弯抹角地承认，200多万日军、日侨能在战败不久很快顺利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战争以来，在华的日本军民欠下过累累血债，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报复或至少像苏联那样，押他们在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历经战败，遣返整个过程的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敦良宽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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