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87)

八七

　　会议草草收场，冈村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却又不好向这些方面军大员发作。于是，冈村恼羞成怒之际，借故将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从身边调走，换上了小林浅三郎中将。他认为松井在协助自己制定计划时态度就不坚决，到大本营汇报和游说的工作，做得也不理想。

　　直捣重庆大后方的计划告吹了，根据大本营要他准备迎击美军登陆的指令，他只好拟定了以长江下游的三角地带（沪、杭地区）为主战场，以广东和山东半岛为分战场的作战方案。为此，他把远在广西桂、柳一带的第11军作为对付美军的决战兵力，边与中国军队交火边后撤，向沪杭地区集中；同时他仍向大本营积极反映自己的主张，等待批准。这件事，就暂告一段落。

　　就任派遣军总司令以后，他另一件费尽心机的事情是所谓“和平”工作。他之所以强烈主张进攻四川，其实也是企图以军事压力作配合，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实现停战。“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8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计划及开展对重庆工作。”东条英机内阁在1944年7月下台后，小矶国昭随即组阁，转年初他通过杉山元陆相向冈村发出指示，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全权负责对重庆的和平工作。

　　冈村在侵华日军将领中，素有所谓“不扩大派”之称，又因自青年时代起长期在华工作，在中国军政界有许多熟人，所以，东京认为由他主持这项工作，不致引起重庆方面的反感。当初，预感到日本战局败势已定的大本营，让冈村当这个末任总司令官，也是有这种考虑的。

　　说来话长，早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冈村就不持积极态度。他当时任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驻扎在哈尔滨。他认为，经他手签订的《塘沽协定》，已使中国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协定中停战线之划定，也是日本控制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是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恐国力无法承受”。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军中另一个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态度一致。冈村政治上极端反共，他当年签订完《塘沽协定》后，在与中国军界要人何应钦的交谈中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何的预言：‘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因此，当时我对何的说法，立即表示同感。经过几年之后，我在南京陷入向何应钦投降的窘境，何的预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2年半以后，日本开始尝到了苦头。冈村在1940年初的一次日记中写道：“那次芦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造成的原因是：（1）缺乏全局的认识，对当今中国要求统一的觉悟判断错误。（2）轻视对作战成果的消化，政务不统一，煞费苦心于建立新政权。（3）对蒋介石的人格、实力的错误估计，日本内阁过于频繁的人事更迭和海陆军意见不统一。（4）由于陆军当局的强硬态度，不注意蒋介石的面子，失去了早期解决的机会。”

　　他认为，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没有稳定的战略，朝今夕改，放弃不扩大方针是个失策；而占领南京、武汉后，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更是错误的。他不同意抛开蒋介石，另立汪精卫政权，“扶植没有武装力量的汪政权组织政府，逼迫重庆政府的想法，是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人才会作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实力的政权是维持不久的，孙中山就是一例”。

　　1940年初，刚刚率第11军攻占武汉不久，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占领武汉后）日本面临着的是，应如何与重庆商谈改善关系的问题，然而却热衷于搞汪精卫的工作，完全把事情颠倒了。日本政府和陆军当局看错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性格和他的实力。”在他看来，日军占领武汉后就此罢手，还来得及与蒋介石谈判停战的条件，对日本是有利的，而让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蒋介石的存在。他认为蒋的性格不同于江，跟他谈判停战条件时哪怕只在形式上“对等”也是可以的，即使要价高一些，或许也能接受，但要他像汪那样公然投向日本，是不可能的，扶植汪政权上台，只能增强蒋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然，作为日军高级将领，个人私下在日记里流露的看法，丝毫不影响他指挥部队在战场上拼杀。对此，他曾自我表白道：“个人有不同意见，但一旦成为决议，那么忠实执行是有教养的人应采取的态度。尤其是军人，必须服从上层领导所决定的事，为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尽职，这是军人的本分，我也经常教导部下这样做。”

　　1941年7月，他到北平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一年日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人秋后达到决定性阶段。冈村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着：“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我平时虽为乐观主义者，但思及战争前景，未免有所忧虑。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他的结论是：在没有解决日中之间的战争时，又发动日美间的战争实属下策。

　　据那位著名卜师小玉吞象追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他立即占卜一卦，结果断出凶兆，两天之后，他瞒着这个结果拜访冈村，请冈村谈出自己对太平洋战争前途的看法。冈村当时回答说：“打卜新加坡，就必须停止这场战争，这是唯一的时机。不过，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行。现在究竟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呢？目前日本连一个小村寿太郎（指日俄战争讲和时的全权大使）都没有，怎么办？”

　　当许多日本人还陶醉于从南洋频频传来的胜利捷报时，冈村却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对天皇为什么同意发动这次战争感到不可思议，并流露了微词。具体战役他力求一鼓作气。凶猛进攻，而在宏观战略上主张谨慎行事，对于一个高级将领来说倒也并不矛盾。

　　这次接到小矶内阁把对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指令后，他首先开辟了对重庆的无线电联络线。“至此，除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开辟的北京（殷同，后为汪时璟）一重庆（王大祯）联络线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无线电联络线，联络相当频繁，但是，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无所收获。所以如此，盖因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英、美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的情报机关对此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当时，日本曾下最大决心，通过冈村的无线电联络线告诉重庆：“中国派遣军亦可撤至山海关（需时一年），而对方认为撤至山海关仍不满足，要求我撤出满洲和朝鲜才行。如此条件在当时不屑一顾。但以后想来，作为投降条件来讲，当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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