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70)

七〇

　　28日清晨，当淡淡的雾气消散之后，在掩体里露宿了一夜的官兵们刚刚醒来，便听到一阵清脆而纷乱的马蹄声，他们忙抬头望去，只见日军步骑兵组成的搜索队正逼进阵地。

　　官兵们起身一通猛烈扫射，日军顿时人仰马翻。个把小时后，又一个联队的日军赶到，向第195师阵地发动进攻，激战到下午两点多，仍未突破守军阵地。

　　恼差成怒的稻叶师团长，再次增兵向对方阵地分头攻击，并按照日军步炮空协同作战的战术，架设大炮轰击并唤来飞机助战，但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部下占领阵地。

　　他指挥日军以同样的攻击方式进攻其他阵地，尽管造成了守军的重大伤亡，但始终没有击溃对方。

　　当晚，覃异之师长率队主动撤退到上衫市一线，日第6师团跟进追击，又遭到罩部伏击，被歼700余人。但上杉市还是被该师团占领。

　　30日上午，稻叶四郎中将令工兵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渡河中，师团大部分人马虽被阻击于北岸，但仍有两个联队冲到南岸，并直扑长沙以北60华里的永安市，击溃守军后将该城占领。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最远的地方。日军自新墙河北岸开始攻击，进军的直线距离达260华里以上，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部为其占领，但沿途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阻抗、伏击，损失颇重。中国军队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较为灵活的方式。日军原定“捉捕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作战计划，显然也成泡影。

　　冈村宁次是日军高级将领中有名的“中国通”，就任第11军司令官以来，也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但是，有一点却不曾被他所真正认识，那就是湘北战区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在当地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广大地区上的公路和马路翻成了新土，将这一地区的铁桥、木桥甚至石头桥也炸了个精光。他的部队进攻得越远，运送补给就越困难；而就地搜寻给养，又因当地百姓坚壁清野，几乎使日军什么也得不到。他不明白中国腹地湖南省老百姓的性格。此战结束后，他返回武汉忙中偷闲捧起了神田正雄著的《湖南省要览》，其中对“湖南人之性格”一节亲自摘录如下：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迷信思想深，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不考虑当地社情、民情的因素就采取行动，历来是进攻者的大忌。这一点，他犯了一忌。

　　同时，他还过于低估中国军队的力量了。冈村是攻打武汉的主将，他认为经过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南昌攻防战就是一例。在制订这次战役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一反通常以一个联队等于中国军队一个师来计算战斗力“的稳妥做法，竟然以为一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加强营的人数）就足对付得了对方的一个师。从以往作战实践看，杂牌军一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一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中国军队，几乎均是中央直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粮响远胜过杂牌军。对作战课的失误，冈村发牢骚说：“本会战期间，最早任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的宫崎周一大佐调任去了北满，自第11军建立以来，曾参与本军作战的幕僚，至此已全部调走，使我有不胜寂寞之感。”而那些补缺进来的新手，骄横有余，稳妥不足，冈村也有失察之责。

　　下一步该怎么办？日军主攻部队已越过了中国军队号称坚固的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他冈村的指挥刀可以直指长沙城了。但是，赣北、鄂南的两路助攻部队始终未能与湘北部队连接成线，而湘北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又几乎被切断，尤为严重的是中国军队步步南退长沙，显然是在有秩序地退却集结。

　　咸宁战斗指挥所内，冈村整日思索着，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军用地图上，一个口袋的形状突然呈现在他精明的脑海之中，他这时猛然醒悟，对方已设下圈套让自己钻。薛岳且战且退，是以长沙城为诱饵、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正张大口要吞噬他的精悍之师。

　　10月5日，冈村竭力克制着怅然若失的情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

　　狡猾的狐狸最终没有钻进猎人设下的圈套，令兴师动众的薛岳在长沙城下空等了一场。

　　10月7日，冈村将咸宁指挥所撤回武汉，所有部队也都纷纷返回会战前的驻地。其中，湘北的第6师团回到新墙河北岸阵地，与跟进来的中国军队依然呈夹河对峙状态。

　　历时近1个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究竟谁胜？谁败？中日双方当时即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

　　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中国方面参战的有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约24万人；日军参战的有4个师团、2个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共约10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战斗结束时，中方伤亡、失踪达40293人；估计日军伤亡约3万人（此是中方宣布的数字，日方公布仅伤亡3600人——作者注），物资损失双方均严重。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先生，也撰文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国军队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

　　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支那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冈村却怀着一脸愁绪，呆在武汉等着东京大本营对自己的转任安排。再说，华中派遣军撤消后，新成立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成了第11军的直属领导机关，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成了冈村的顶头上司。论资历，他与坂垣是陆士的同期生，在关东军时也一直比坂垣的职务高；论年龄，坂垣还比他小一岁。尤其是近年来，他俩私人关系不睦，坂垣任陆相时几次给他做过手脚，包括这次会战，也是坂垣以派遣军新任总参谋长的权势，压他变更作战原案，扩大了进攻部队的兵力和作战规模，令他不大不小又丢了一次脸。他不想继续当这个军司令官，尤其不愿呆在坂垣的手底下干了。

　　193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转年3月9日，冈村接到了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的调令。启程前，他于17日对集中在军司令部的大佐以上军官致词告别：“我任第11军司令官21个月，领导过几次大规模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人们都对我表示慰劳，但我本身并无特别辛苦可言，主要是仰仗了为我信赖的众多优秀部下的劳绩。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对攻打武汉以来，本军总计数万官兵阵亡、负伤之事，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者表彰追悼……”

　　接下来，众官自是一番“拜托啦”、“请多关照”之类的日本式客套。次日，冈村又到南京向西尾和坂垣寒暄辞行，然后乘飞机返回日本。

　　军事参议官是日军高级职务中咨询和顾问性质的职务，位尊而无实权，是个闲差。按日军惯例，它有时是安置劳苦功高而又将退役的高级将领，有时又是高级将领被赋予更大责任前的过渡性职务。两者孰是？冈村在闲差上能闲多久？且看下章分解。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