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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威信树立起来了,心情愉快的冈村整日忙于部队的日常训练,各方面工作开展得也比较顺手。这时候,他开始尝到独居的寂寞。石田虽然跑来过几次,但一见其他军官夫人们评头论足、啼啼咕咕的样子,作为一联队之长,他不敢过分造次,每次匆匆亲热后总是赶紧打发她离开联队驻地,此时的冈村“感到了鳏夫的悲哀”。

  在国内部队的职任上,他仍然时刻惦记着中国的政局发展,等待着个人再展“宏愿”的机会。白天忙碌后,一到夜深人静时,鳏居的冈村宁次常常辗转反侧,盯着中国地图彻夜难眠。

  且说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局势,云谲波诡。1927年3月,北伐军的白崇禧等部进入上海,4月2日,蒋介石秘密召开清党反共会议,何应钦、李济深、白崇禧、李宗仁、陈果夫和吴稚晖等参加。蒋称,“如果不清党,国民党就要被篡夺”,北伐不能继续,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会议一致同意清党。蒋介石、陈果夫以“中监委委员吴稚晖”名义,拟制了一份《请查办共产党函》,称中共“逆谋昭著”,“十万急迫”,应给以“非常之处置”。后来,这次仅有3名监委、1名候补监委(占监委总数20名的1/5)出席的会议,被称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清党会议”。

  4月12日凌晨,在蒋介石的部署下,杜月笙带人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各驻地发动突然袭击。归顺蒋不久的孙传芳旧部周凤歧军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接着,蒋军四处捕杀共产党人,数天之内,在上海屠杀300多人,逮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国民政府”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渡江北伐。他于5月12日派蒋方震赴日本,谋求田中内阁的谅解。田中悍然提出南军必须在徐州停止前进。5月16日,日本第2遣外舰队开往山东沿海。22日,南军攻克蚌埠,向徐州推进。24日,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出兵“护侨”。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次日,日天皇裕仁裁可。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第10师团第33旅团出动。在南军打到徐州前夕,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7月8日,日军由青岛侵入济南。12日,田中内阁批准向青岛增兵2200名。在日本人的撑腰壮胆下,奉系张宗昌等部反扑徐州,蒋介石大败,南军退到长江以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南京、武汉两政府合流。国民党各派倾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由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日本政府于8月30日宣布从山东撤兵。9月8日,撤退完毕。

  但是,日本并没有改变其阻挠南军北伐的初衷。9月29日蒋介石访日,除拜访宋家母女,追求宋美龄外,主要目的在于谋求田中内阁对他的北伐给以支持。11月5日,田中与蒋会晤于青山私邸。田中明确地对蒋说,你应巩固长江以南地区,“可不必急于北伐”。又说:“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其间共产党便会成长,即使一旦摘掉嫩芽,仍会再次发芽生叶。”田中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共产主义”发展下去,势必“蔓延”日本,就会危及日本“国体。”蒋回答说,对共产党“非清除不可”,但要求日本不要阻挠中国的统一。这次会晤双方仅就“反共”问题取得一致。田中所提出的“不要急于北伐”,蒋介石没有应允。11月8日,蒋介石应国民党电召离日回国。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4个集团军。4月7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再次北伐。蒋亲自率第五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张宗昌抵御不力,南军于10日克台儿庄,22日打下泰安,逼近济南。

  当时日本驻济南的武官,就是那个在上海领事馆任内曾被冈村训斥过的酒井隆,他的军衔已被晋升为陆军少佐。4月16日,酒井隆将济南一带的战况详细报告给国内,同时请求出兵。陆相白川义则和参谋总长铃木庄六认为“时机适宜”,应立即出兵。19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派遣驻熊本的第6师团一部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开往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实质上日军接到的是命令对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实行军事占领。为了抢先控制济南,东京命令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赶赴济南。4月20日晚,该部队侵入济南。21日,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提出了严重抗议。

  30日夜,张宗昌军北逃。南军于5月1日平静地开进济南。2日上午,蒋介石进驻省督办公署。2个半小时后,日本陆军中将福田彦助率增援部队接踵而至。日军在市内设置铁丝网,堆砌沙包,构筑工事,并擅自划定东西两个“警戒区”,禁止中国军民通行。这样,济南出现了日本侵略军与中国军队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希望日本人能够罢手。他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一面电示抵日秘密联络的张群:“请以公私之关系,要求其克日撤兵。”一面通过浪人恼信夫疏通,允以负担日方军费为条件,劝侵济南日军先撤回青岛。

  可是,日军早有预谋要制造事端。5月3日早上8时,日本代理总领事西田寰一,驻济武官酒井隆和天津驻屯军小泉恭次中佐一行拜会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进入济南,“军纪风纪都很好,很守秩序”,我军今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但当他们离开总司令部不久,日本军队就发起了进攻。开始,一名徒手中国士兵途经日军擅自圈划的“警戒区”,日军将其击毙。同时,南军宣传员在街上张贴标语,日军出来干预。双方争执中,日军即开始射击。使济南商埠街头一时死伤枕藉。10点以后,日军架大炮轰击中国军队驻地,第40军贺耀祖部被迫还击。在交火中,1个团被日军包围缴械。下午,日军攻占邮政局、电报局。日本侨民中的“在乡军人会”成员,配合日军在街头大肆搜查、捕杀打散的中国官兵,洗劫中国商店,滥杀和平居民。在“五三”这一天,被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1000人以上。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军践踏国际法准则,惨杀了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3日深夜,木庭大尉率日军包围了山东交涉署,冲入搜查。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我们是外交人员,这里是非战斗单位,不许搜查。”日军将蔡捆绑起来,用刺刀逼他跪下。蔡公时不屈,日军竟割下蔡的耳鼻,剥光衣服,肆意侮辱,终将蔡公时杀害,其下属17人尽被枪杀。侵略者还毁尸灭迹,交涉署仅有1人侥幸逃出虎口。

  面对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方针。他下令中国军队“不准还枪”。3日深夜,蒋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交涉,中国军队主力退出济南商埠地区。

  然而,日军并不肯罢手。他们一面肆意颠倒是非,反诬中国军队抢劫和杀害了日本侨民,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制造借口;一面继续向济南增兵。福田彦助中将向东京报告,诬称中国士兵抢劫了经销《满洲日报》的日本商人,日军“护卫”侨民,才引起武力冲突。酒井隆在向陆军省汇报日人死伤情况时,竟把在战火燃起之后13名日本人死亡夸大为“济南有300多名日本侨民惨遭杀害”。东京《时事新报》在头版刊登了陆军省发布的这条捏造的新闻,肆意煽动。福田向军部谎称:南军在济南附近有4万人,“对我方所怀恶意逐渐增长”。他认为:“目前正是日本对南方进行断然惩处,以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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