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狂人-东条英机(38)

三八

　　日本需要一个军事盟国来实现它的大陆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指望谁呢？苏俄？不行！美国和英国？也不行！那还有谁呢？只有德国。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的政治神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你还记得‘生存空间’和‘向东方挺进’的口号吗？难道日本军方就没有这种意图？依我看，元首的德国也需要盟国，这个盟国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的远景和我国远东政策的基础。”

　　“这就是我的浅见，不一定对。”左尔格最后说，“我再想想，看谁能给你帮忙。容我考虑几天。”

　　“我不揣冒昧，”奥特反问了一句，“请问，您本人能帮助我吗？”

　　左尔格正中下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过早地表示同意。他笑道，“奥特先生，我对这些问题可是一窍不通！我能说出什么道道？我还要向您求教呢。我给您另请高明吧。”

　　“不必，不必，我恳求您。当然，要看您有没有时间。”

　　“那我们以后再说吧……”其实，左尔格的这些议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他只是迎合柏林的情绪，研究过纳粹的外交政策。他想，奥特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人，为什么不给他一些启示呢？

　　奥特的报告果然受到柏林的好评，尤其是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提升为武官，不久又晋升上校。祝贺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有希特勒的顾问约德尔、冯·包克、凯特尔和其他将军。现在奥特青云直上。他的官运亨通也多亏左尔格暗中相助。如果没有他，这位撂在名古屋日本军营里坐冷板凳的炮兵军官，当然写不出那样出色的报告，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出人头地了。奥特明白这一点，所以对左尔格感激不已，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一天早晨，他们出去散步。奥特让左尔格带上他的菜卡相机。他们溜达了一会，不知不觉进入了军事禁区，拍了许多照片。左尔格换上新胶卷，把照完的一卷装进口袋，他想再照一些，这样的好机会太难得了。突然从前面走来两个宪兵，还有一个便衣。幸亏有奥特这个保护伞替他解围，不然可就糟了。

　　傍晚，他们在凉台上下棋，奥特说：“左尔格，我给你安排了一项你想不到的活动，明天5点到使馆来。现在保密，包你满意！”读过《日本纪书》这本古书的人，都知道1000多年前神武天皇诏书中的一句话：“以全世界为家，并统一之。”用日本话来说，就是“八纮一宇”。这是在日出之国生息繁衍的大和民族的先祖遗训。到参谋总部军事学院参加招待会的路上，左尔格对奥特谈到了这句话。在被邀请的来宾中，非军人寥寥无几，左尔格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在东京声望日隆的奥特上校努力争取的结果。他们进入军事学院礼堂之后，奥特悄悄对左尔格说：“今天我带你见识见识，跟着我，别离开！”

　　学院院长忙着迎接来宾。这是一个身体衰弱的老将军，肩头斜挂着一条绶带，胸前缀满了勋章。其他的将军也都受到天皇的“恩泽”，人人都有不少勋章。殷勤的值星少佐领着奥特上校，要把他介绍给这里的高级将领。这里有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军事顾问、军区司令和舰队司令们。奥特指着一个宽脑门、蓄短髭的将军说：“这是东条将军，他代表最强硬的一派，”奥特指着另一个个子不高、推着光头、宽额大耳，再加一个蒜头鼻子的人说：

　　“那是上肥原将军，走，过去见见。”土肥原是日本的特务头子，有远东劳伦斯之称。他衣着讲究，胸前是全套的“瑞宝”勋章，还有“猛虎”勋章、“金鸡”勋章、“旭日双辉”勋章等。左尔格借奥特的光，来到了日本军阀中间，这些人都掌握着左尔格需要刺探的军事机密和阴谋诡计。

　　土肥原打过招呼之后，用德语问道：

　　“咱们用什么语言交谈？”

　　“用蒙语吧。”左尔格戏谑地答道。

　　“替木（行）！我同意。”土肥原用蒙语说。“萨因，拜因鲁（您好）！……”

　　“得了，得了。”左尔格嚷道。“我宁愿用中文，或者英文，当然最好用德文……”

　　“好吧，悉听尊便。”土肥原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了凹凸不平的牙齿，表情是冷漠的。

　　他们谈了几分钟就分手了。土肥原走开之后，奥待说：“这个人会讲13种语言，在中国住了15年。”

　　左尔格在招待会上还认识了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他是关东军参谋长。

　　他和土肥原一样，是国际挑衅事件、颠覆活动、政治暗杀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组织者，他们是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中最反动的人物。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要了解日本统治集团的内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7年，日本上层人事变动频繁，这对拉姆扎小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里哈尔德·左尔格的助手、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成了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近卫公爵每星期三都要请几个密友共进早餐，尾崎秀实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早餐客”又称“智囊团”，他们盘腿围着坐在一张矮矮的长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讨论着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制定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后来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一年以后，也就是1938年春，德国使馆也发生了对拉姆扎小组有利的人事变动，左尔格的“亲密朋友”奥特上校被提升为大使，并且为左尔格出入使馆机要室开了绿灯。这两件事情为拉姆扎获取有关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他们就通过这两个渠道，把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以及希特勒准备在1941年6月份进攻苏联、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重要情报及时发到了莫斯科，从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拉姆扎小组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无形战线上拼搏着。他们有时觉得是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时，他们感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小组已经被严密包围。确实，日本宪兵队的特务近在咫尺，但一无所获；他们虽然截听到大量的密码，可是无法破译，什么也分析不出来。

　　东京反间谍局的局长大贩是东条的人，他们曾一起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工作。大贩为这些解不开的密码伤透了脑筋，当然也挨了东条不少的骂。最后，这位局长决心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所有力量对行踪可疑的人密切监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有时，反间谍人员放出一种“示踪”秘密情报，并注视着它会在哪儿出现。但迄今为止，任何一条锦囊妙计，包括使用德国最新仪器进行的测位法在内，都是徒劳无功。这情况使大贩怒不可遏。的确，能否查获这个不知名的组织将影响他的仕途前程，他把这些捕获不着的谍报人员视作他个人的大敌。

　　尽管没有任何罪证，宪兵队还是在几天前逮捕了画家宫城。他被带到筑地警察分局。宫城在一次审讯时就跳窗，但是自杀未成，正巧挂在一棵大树的树权上；他试图逃跑，又被警察逮住了。在搜查宫城的住处时，找到了一封关于满洲铁路及煤炭、汽油和钢铁贮量的奇怪信件。一部分材料是用英文写的。另外还逮捕了路透社的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他跳了窗，自杀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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