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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1932年9月15日夜,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日人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然后撤出。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随即报复,16日下午,包围了平顶山村庄,伪称给老百姓照相,连欺带逼,挥舞刺刀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当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处尸横遍地,有的人在呻吟、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日本法西斯强盗,这样干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销赃灭迹,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完成了对热河地区的武装占领,转而对抗日武装力量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武力围剿。他们的口号是推行“满洲国内治安第一主义”,即把殖民统治的主要力量放到这方面来,自1933年初,日伪军就在临江。通化、辑安、桓仁、柳河、兴京等所谓东边道地区和岫岩、庄河、凤凰城“三角地带”,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参加这一行动的日、伪军达3万多人。据伪满治安部编印的《满洲国警察史》记载,至1933年3月底,就屠杀了我抗日武装人员8728人。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这一计划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1.6万余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臼武装击毙11名。中山大尉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公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我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三军至第十一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定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万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蓖梳山林的残酷围剿,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实行武装“肃正”和“清剿”的同时,还成立了各级“治安维持委员会”,伪满洲国中央治安委员长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副委员长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和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主要是配合军事镇压,强行收缴武器,拼凑汉好武装“自卫团”,调查户口,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设立交通通讯网,搜集情报,进行反动宣传。

  日寇妄图割断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系,还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即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1936年,建集团部落3261个,到1938年共达12565个。归屯并户和制造集团部落的过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群众大施淫威、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的过程。他们强迫小村庄的人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归屯并户和制造无人区是同一过程。1934年至1936年,仅通化县即因归屯并户损失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1939年,日伪军在哈绥线实行大扫荡,方正、依兰、抚远等地均遭烧杀,仅抚远县就有6000户被烧,形成一片荒凉的无人区。伪松江省,牡丹江省及佳木斯一带,60万户民房全部被毁。同年,日伪军在热河滦平、平宁、兴隆、青龙等地,将10户甚至上百户的村庄全部烧毁。

  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各地情况不一。伪间岛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建立的集团部落情况是,部落的纵横各为200米左右,占地5—6公顷,四周筑土墙,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通化地区的集团部落,通常都是100米见方,在外围挖土壕,壕内筑土墙,在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部落四周还有炮楼。

  北满的集团部落规模较大,炮楼也较大。伪热河省归屯并户搞得更为激烈。

  该省的集团部落,多筑以石墙,其上加设两道铁丝网。每隔100米设一座炮搂。部落内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设一个大门。部落的位置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战的法则进行布局。各部落之间距离以徒步两小时内能够到达为限。

  每个集团部落容纳的群众分为二五十户,多者百余户。出入要挂号登记,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粮食不够吃,多以树皮草根充饥。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许多都是草棚子和地害子。人民生活饥寒交迫,病死、冻死、饿死的人很多。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集团部落”传染病蔓延情况十分严重,通化县的传染病患者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8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08人。

  传染病的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日伪对部落的统治十分严酷,一般在部落中央都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百般勒索和刁难。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村而受害的达500万人,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10。

  为了加强战时法西斯统治,东条英机及其同伙肆无忌惮地把抗日武装力量活动的地区,搞成彻底的无人区,禁止一切居民居住,全部赶到规定的集团部落。在这样的区域内,若无区、村长和警察署长联名签署的通行证,禁止通行或居住,不准向抗日武装活动地区运送任何物资,违者逮捕或枪杀。

  此外,日伪还颁布了所谓《治安维持法》和《时局特别刑法》,对我党的地下组织和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镇压。仅据4名日本宪兵。6名伪满警察、6名伪铁警和1名伪满宪兵的招供,他们亲自参与和闻知的暴行就有,逮捕165650人,投狱41308人,处死565人。这当然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这仅是几个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通过“清剿讨伐”、“归屯并村”、“三光政策”屠杀抗日军民,而且还通过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毒杀中国人民,“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该所由日本著名细菌战专家、日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持。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阴河进行细菌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两支秘密部队,一支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支力“关东军兽疫预防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后,两支部队分别密称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前者由石并主持,后者由若松主持。而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则是这两支秘密部队的对外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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