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87)

八七

　　为了有助于解决殖民地问题，1958年9月4日，戴高乐在共和国广场的讲演中，抛出了宪法草案，井呼吁批准它。9月28日，全民表决日到了，结果新宪法在法国本上以80％、在海外属地以95％的多数票获得通过。接着议会又选举戴高乐为法国新总统。这是戴高乐自赢得公民投票以后，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然而，阿尔及利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它随时都可能危及戴高乐精心制定的一切计划。他知道，除了采取渐进主义策略外，别无他法。

　　只有这样，才能拔掉这个定时炸弹的雷管。

　　戴高乐在1958年底和1959年初仍然希望通过调停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戴高乐的战略是朝着全体阿尔及利亚人自决的方向前进。1962年7月1日，通过全民投票，终于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戴高乐还亲自规定，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份，甚至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自行独立。作为先例，在1958年6月，戴高乐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签订了法国从这两个领地上撤军的协议。

　　戴高乐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军、政界殖民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眼中，戴高乐是恶魔，是反基督的，是卖国贼。从1961年9月至1962年8月，曾发生了多起叛乱和谋杀戴高乐的事件。仅谋杀事件就发生了四起。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际上阴谋者已动了手，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因为出了技术故障，最后一次是由于出现了奇迹，戴高乐才摆脱了厄运，另外两次在布置就绪前就败露了。第一次，阴谋者把装有90磅可塑性炸药的煤气桶及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通往科龙贝路旁的沙滩里。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没有爆炸。

　　1962年8月22日，在总统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戴高乐的汽车开火。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向戴高乐的汽车开枪，总共射出了约150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坚固的雪铁龙牌汽车。有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几英寸的地方掠过。另外两颗击中了防弹车轮胎，但没有打穿。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侥幸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谁也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已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他向他的私人医生利普什维兹博士吐露过他的心事：“我回来晚了十年，太迟了。”他还对普利文等解放功勋团的伙伴们说：“我是1940年的人物。事实上我已老了20年，不能勇对命运的挑战了，”然而，西德总理阿登纳的访问，却使他恢复了信心。1958年9月，他们两人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他认为，一个人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就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这位总理说，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戴高乐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戴高乐不顾年迈和一直存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危机，不失时机地提出法国要分享世界领导权的要求。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地位。这个目的构成了1958年9月17日他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那份著名的、却是失败的备忘录的基础。他在备忘录中提议，在联盟中建立一个三大国理事会。这个备忘录表露了戴高乐的如意算盘：如果它被接纳的话，他就可以一举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遭到拒绝，他将不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

　　在美国人看来，接受戴高乐将军的要求，就等于给予一个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超级大国的地位。戴高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曾透露法国很愿意购买这类武器，但有一个条件，即这类武器一旦为法国所拥有，就必须置于法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否则，不管得到得不到援助和指导，法国都有权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核大国。

　　戴高乐已经十分明白，他的建议很难被接受，因此他认为，他可以在北大西洋公约的问题上自由行事了。戴高乐于1959年3月6日，决定迈出标志着法国不受北约限制、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他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3月2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法国目前已经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约束下解脱出来，因为北约的约束使法国不可能保护它在中东、北非、黑非洲和红海等地的利益。

　　11个月后，法国成了核国家。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从而提高了法国的大国地位。

　　有人说，戴高乐反美、抗英，愿与俄国打交道的对外政策，可以追溯到他对雅尔塔会议的一肚子牢骚，以及他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交往中的积怨。戴高乐一生立志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的形象。像有些伟大的人物一样，夏尔·戴高乐既是幻想家又是现实主义者，而这两者又在他身上斗争不已。早在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后，戴高乐就立下了这样的宏愿：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定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为了探索成立一个欧洲政治组织，1961年7月18日至19日，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的欧洲政策，甚至连戴高乐本人对这个最后声明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但过了不久，戴高乐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在巴黎建立一个委员会，其主席是当时法国驻丹麦的大使，忠诚的戴派人物克里斯蒂昂？富歇。委员会开始就建立“国家联盟”问题起草条约。戴高乐的目的是反对建立一个联邦的欧洲，他需要的是英国

　　人被排斥在外的国家联盟，戴高乐对其心腹们说，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了；他不能指望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英国。麦克米伦错误地认为，他的欧洲概念与戴高乐的欧洲概念差不多，这会有利于彼此达成协议。但是，戴高乐把英国看作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麦克米伦唯一能够糊弄法国的就是断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或者无论如何，声明准备执行一项“欧洲的”防务政策，即戴高乐式的不受美国支配的政策。但他不能这样做，即使他能够这样做，戴高乐还会找到其他借口来排斥英国。

　　出于广泛联合的考虑，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做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富尔对新中国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目的是探索中国是否同意与法国互派大使。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1月3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说：“法国不得不考虑现实，特别是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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