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75)

七五

　　罗斯福一接到报告，就大发雷霆，通过马歇尔将军对艾森豪威尔作了答复。从1944年6月2日的措辞强烈的秘密备忘录可以看出罗斯福的心情：“马歇尔将军，当你到达那里时，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我读了他寄给我们的报告，但我仍然认为他没有理解我的思想。虽然，他相信新闻界编造的我反对戴高乐、仇视戴高乐的愚蠢谎言。当然，这一切毫无意义。我随时准备看到戴高乐成为总统、皇帝、国王或随便什么人，只要这是法国人民自由作出的决定。……但是，我不同意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的说法。”罗斯福总统再次表示了不支持任何候选人的愿望，并期待法国人民作出选择。

　　军人们，如艾森豪威尔和美军谍报机关已经意识到随着法国领土的解放，戴高乐将军的巨大声望和承认戴高乐为其领袖的抵抗团体对戴高乐有效的和勇敢的支持。但是，罗斯福的敌视和不信任态度，在诺曼底登陆时明显地表现出来。战役的一切，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着，好像戴高乐和法国临时政府不存在似的。总统认为军事指挥权应授予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是盟军总司令，他享有极高的威望，能就地保留维希的官员，如有必要，还可以用经过特殊训练的美国军官来管理地方事务。

　　因此，双方的冲突、矛盾加剧了，戴高乐原同意6月6日至8日对华盛顿的访问，也推迟了。6月10日，戴高乐向报界发表谈话，谴责盟军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实行军管，印制并在法国境内发行毫无价值的“货币”。对戴高乐在法国享有声望早有了解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派其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前往伦敦，以设法要求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接见戴高乐，并一劳永逸地处理已变得棘手的局面，幸好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也在伦敦，他了解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冲突，很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与此同时，费纳尔海军上将，于第二天从华盛顿到达伦敦，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就与戴高乐的会晤，提出了几个可供选择的时间。

　　戴高乐不卑不亢，坚持独立外交。他不愿看到安法情况重演。当时罗斯福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6月8日至20日间，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波兰和捷克的流亡政府均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对戴高乐还不够，他宣称将代表法国进行访问。

　　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在法国北部进行视察，所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美国报刊都作了充分报道，井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对戴高乐的态度。在这之后，戴高乐又以国家元首的身分访问了意大利和梵蒂冈。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提高了他的地位，使他后来不是以乞求者，而是以一个盟国代表的身分与罗斯福进行对话。

　　6月11日，戴高乐在致战斗法国驻美代表普利文和马西格利的信中说：“罗斯福总统本人向公众介绍我访问华盛顿计划所采取的那种极不确切和带倾向性的方式，以及让美国报刊就此发表的评论表现了同样的、应当称之谓霸权主义的思想。这是恩赐予我的访问，他想让人们相信是我自己要求的。似乎我戴高乐必须经美国总统审查资格才能得到他颁发的管理法国的证书。”

　　在这场涉及到法国前途和与美国关系的会晤前夕，两位政治家都没有平息怒火。为了强调不举行任何谈判和充分显示戴高乐是罗斯福的唯一客人，任何部长都不陪同将军前往。6月24日，戴高乐将军在致驻华盛顿代表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了他的立场：“我既不需要什么，也不打算特别要求什么，尤其是关于让美国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不准备提出这一问题。”

　　1944年7月6日，戴高乐抵达华盛顿。他被当作一位高级军事领导人，在机场受到呜礼炮17响的欢迎，没有给予国家元首鸣礼炮21响的礼遏。在欢迎的人群中，有法国人、美国人和新闻界人士，以及美国著名将领马歇尔、阿诺德·金海军上将等。但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等高级政界人士没有到机场欢迎。

　　从戴高乐抵达华盛顿起，罗斯福便通过欢迎的陈容向将军表明，尽管是正式邀请，但美国对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戴高乐立刻被送至白宫，在那儿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场的还有赫尔国务卿、前驻维希大使李海海军上将以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和代表。罗斯福再次用法语欢迎他的客人：“我见到你是多么高兴啊！”7月7日，罗斯福在白宫设午宴款待将军，并发表了动听的讲话：“我认为，法国有些东西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就是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世界都珍贵的文明精神……岁月流逝，我们已看到法兰西的黎明来到了，我们已看到这一文明将获得全部解放，不仅是过去的文明，而且比战争以前更吸引人。更伟大的文明都将获得全部解放。”

　　罗斯福在向法国致意后，又特别亲切地对将军说：“一年以前，也就是去年的一月，我第一次会见了戴高乐将军。我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有第二次会晤，我希望还有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会晤……在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毫无例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今天早上曾谈到涉及全世界的许多事务，我们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完全一致，并且同意解除德国武装，使其近五年发生的事情在今后50年内不再重演。”

　　戴高乐在美访问期间，曾和罗斯福举行了两次单独会谈。他们谈论了法美关系和未来世界的组织问题，罗斯福的“雄心壮志”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的会谈中，他根本不提棘手的事情，而只让我理解到他自己想从胜利中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在我看来，他的胃口是不小的，它使欧洲和法国感到不安。按照总统的看法，美国的孤立主义是过去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但是，罗斯福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打算通过国际法来建立一个常设的干涉机构。在他的思想中，他要建立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四大国的领导权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我静心倾听罗斯福给我叙述他的计划。”戴高乐说，“好像这是符合人道的，他用理想掩盖其强权意志。而且总统决不是光谈原则的教授，也不是根据情感和利益来谈事情的政治家，他轻描淡写地把事情一笔带过，以致很难公开反驳这位艺术家和幻术家。但是我回答他说，照我的看法，他的计划冒着把西方国家置于绝境的危险。如果把西欧看成是次要的，岂不是要削弱他自己所从事的文明事业吗？”

　　“西欧是应该复兴的，”戴高乐对罗斯福说，“如果它复兴起来，世界上其他各国都宁愿以它为榜样。如果它削弱下去，蛮横的暴力就要席卷一切。虽然西欧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西方国家还是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东西代替不了古老民族的价值、能力和光辉。的确，首先是法国，它是欧洲的大国。只有法兰西，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你们的盟友。我知道你们准备从物质上帮助它，这对它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应该使它恢复自己的实力和信心，因此，必须使它能起作用。如果有关世界最重要的决定不让法国参加，如果法国丧失了它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一句话，如果战争的最后决定给它造成一种战败者的心理，那它怎么能起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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