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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掌握了制侮权才能进攻大陆,那么这次是由于制海权与制空权结合起来了。无论在制海权和制空权方面,戴高乐统率的抗战部队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43年至1944年6月,有17个法国空军大队在意大利作战,7个空军大队支援法国战役,其中2个大队参加破坏德国工业的远程轰炸。2个大队驱逐舰光荣地参加了苏联胜利进军的决战。在北非海岸,许多飞行大队协助掩护地上基地和海上运输队。法国空军对支援盟军作战,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法国的战斗形成一个整体。战争的神速发展,不仅加重了国外正规军的任务,而且使国内的内地军也迅速壮大起来了。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为了配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施,他们由小到大,作战能力不断提高,有的可以整连、整营地歼灭敌人,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到处燃起了复仇的烈火。欲知内地军的发展和诺曼底登陆的详细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登陆前夕

  反攻号角震天响,跨海登陆各战忙;
  法国儿女齐奋进,高举战旗迎解放。

  全世界瞩目的欧洲第二战场就要开辟了,欧洲的决战时刻到了,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1944年6月4日,戴高乐应丘吉尔的邀请,乘英国首相的私人飞机离开阿尔及尔,来到了伦敦。

  在这之前,戴高乐一直为两件事情所恼怒。一件事情是,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用密码和法国驻伦敦的办事机构联系;再一件事情是,一位名叫达福的英国人,控告戴高乐犯有刑事罪,戴高乐和英国人之间没完没了的纠纷由于这一案件达到了高潮,而且自此之后始终酝酿着新的事端。

  据戴高乐的传记作者说,达福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曾试图打入法国在伦敦的情报部门。由于冒名顶替,戴高乐在英国的指挥官对他进行了军法审判,并将他关押在伦敦郊外坎伯利的法军拘留营。然而,达福逃出了拘留营,并向英国法庭控告戴高乐和其他法国领导人,说他在坎伯利遭到了虐待。英国政府“无权撤销”这一起诉,并扬言除非原告本人撤诉,法院一经备案,必须开庭审判。如果戴高乐回到英国,很可能会被捕,甚至在被宣判有罪之后,不得不去坐班房。

  戴高乐闻此,十分愤慨。他通知英国外交部,说这是一桩“寡廉鲜耻”的事件。此事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后,戴高乐在1944年3月再次得知,英国法庭准备开庭审理这一案件。戴高乐以攻为守,也提出了一项控告。

  1943年初,一位名叫斯蒂芬·梅尼埃的自由法国人从阿克拉回到英国。梅尼埃受雇于戴高乐主义者,在阿克拉寞国广播公司发射台负责向法国本土广播。因为他是外国人,因而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拘留和盘间。拘留期间,梅尼埃突然死去。戴高乐宣布,梅尼埃的儿子准备向法国领土上所有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向丘吉尔和整个英国政府起诉。英国人能抓戴高乐,法国人也能逮捕丘吉尔。

  当时军情火急,整个西方世界即将投入历史上最为冒险的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为了和缓同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关系,丘吉尔政府决定付给达福1000英镑,作为他撤回起诉的代价,并邀请戴高乐前来伦敦商谈军务大事。

  对此,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另一方面,现在已逼近登陆的期限,盟国再也不可能用拖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5月23日,英国政府驻阿尔及尔代表达夫?库柏恳切地要求我接见他,这是毫不奇怪的,从理论上来讲,自从我们不能与伦敦传递密码电报以后,我就很遗憾地拒绝接见英国大使。这次,我给他敞开了大门,因为他声明有了‘一个新的动向’。他对我说,英国政府请我到伦敦去,好在那里解决承认法国的问题,并解决将在法国登陆的盟军同法国行政机构合作的问题。但是大使又向我声明,英国政府希望登陆的时候我在英国。”

  “我很感激这种关注。”戴高乐继续写道,“事实上,当盟军发动登陆战时,我确实很愿意在出发基地,我想从那里到法国解放了的第一个地区去,所以我愿意接受到伦敦去的邀请。但是,关于在那里签订一项带有政治意义的协定,我完全采取保留态度。大使同意我重复说明的:我们对承认不感兴趣。同时,我还告诉他,解放委员会不管盟国有任何意见,我们都断然要用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关于我们与盟军司令部合作的条件,很早以前我们就在一个备忘录中讲得很清楚,但是盟国对这份备忘录迟迟没有答复。现在英国政府可能准备在这个备忘录上签字。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是这样,那么,法英之间决定采取措施,而没有罗斯福的同意就不能付诸实施,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我们准备着参与三国共同商议,而不是由两国来讨论合作的实际条件。最后,我告诉达夫?库柏大使,只要我得到保证与我的政府用密码通电报,我才到伦敦去。”

  关于英美限制战斗法国使用密码一事,戴高乐怒火中烧。他说:“4月21日,盟国通知我们,今后不再转发我们和我们驻伦敦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之间的密码电报。盟国当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必须保守准备登陆的秘密。英美单方面对法国所采取的这种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因为法国的武装部队正同它们一起在反攻战役中占重要的地位,同时战场是在法国的领土上开辟的。因此,解放委员会决定在盟国硬要干预我们下达命令和传达报告期间,停止自己的大使维埃诺和军方代表盖尼同他们解决任何事务。”

  1944年5月26日,法国解放委员会通过了戴高乐对英国大使提出的主张。它声明戴高乐去伦敦是参加发动反攻战役并在适当时间内去慰问战地的法国民众,而决不是为了协商什么事情。后来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称。第二天,戴高乐又接见了达夫·库柏大使,并向他重申了上次的立场。关于密码电报,英方同意使用,并为此向戴高乐作出了“书面保证”。

  6月4日,戴高乐一行抵达伦敦。当时丘吉尔为了等待登陆的时刻住在朴茨茅斯附近的火车上。两位领导人就在车厢里举行了会谈。丘吉尔首先对戴高乐的到达表示热烈欢迎。在首相身旁还有其他大臣和将军们。史未资元帅也在那里,他对戴高乐的来访表现得相当尴尬。因为几个月以前,他曾在一个团体中说:法国已经不是一个强国,它应该与英帝国并在一起,同时盎格鲁萨克逊的报纸也曾经进行大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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