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45)

四五

　　这位美国总统，毫不理解第三共和的悲剧和困境。法国失败后，他对法国采取了一种恩赐态度：“在这悲观的时刻，我最终相信了法国最坏的情况……”他写道，他认为法兰西永远不会再成为第一流国家，因而，没有必要投入军事力量和在外交上给予支持，以使它恢复旧观。贝当接受投降，将国家置于附庸国地位，贝当代表着这个古老的、有着光荣历史，但不能适应新世界节奏的国家，这一切与丘吉尔的愿望相差甚远。出于关心和同情，丘吉尔需要在大陆上有一个强大的法国作为伙伴，并且把戴高乐看作“命运的主宰”。

　　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一直不好。

　　1940年，戴高乐将军曾经考虑过，为了平衡英国的政策，他需要美国的友谊。罗斯福下认识戴高乐，后来又听说没有一位法国知名人士随戴高乐去伦敦，维希驻华盛顿大使馆，从一开始就加紧进行反对这位所谓“叛乱将军”的有效宣传。罗斯福的私人朋友、美国驻维希大使李海海军上将，也对戴高乐存有偏见。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法国大多数人追随贝当，反对戴高乐。”为了争取法国不要完全投在法西斯的怀抱，罗斯福一再鼓励贝当元帅顶住德国压力，1942年12月，他得到法国舰队保持中立和于把殖民地交给德国人的保证，他对此表示满意，罗斯福如何看待戴高乐呢？他认为戴高乐的代表性远不如贝当，贝当身边派驻有教廷大使、苏联、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瑞典、巴西，瑞士大使……贝当统治着半个法国。他无可争辩地统率着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完整无损的海军，并且控制着大片海外领地和头等重要的战略要地。

　　戴高乐与罗斯福在出身、性格和经历上涸然不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在格罗通中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很早就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他所接触的作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具有“新的民众思想”，他成为“新政”的总统，震撼了美国，并在经济和社交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精明强干，身残志坚；又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能手，善于施展他的魅力。战争使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优势，使罗斯福总统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

　　戴高乐将军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身于一个严厉的、爱国的、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他已经懂得了责任感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一直从事军事艺术和作战行动的研究。他的著作，表明他对快速攻击型的现代战争有着独到的见解。很久之后，他才同政界接触。战争开始后，他被任命力副国务秘书和国防部副部长。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社会的看法，而是因为他的勇敢、朝气蓬勃的军人气质。1940年贝当政府投降后，6月18日，他在伦敦向军人和民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与他并肩战斗。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这一事业，没有从事政治活动。随着法兰西帝国的众多领地宣布归顺自由法国，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政治舞台”，他把军人采取攻势和切断敌人退路的品质带到他的政治活动中，他与盟友的关系不是处于谈判的地位，而是挑战和对抗。此外，他像罗斯福一样，对过去受到的侮辱一直耿耿于怀。

　　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这两位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过分以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二人中的强者罗斯福即使对戴高乐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亲切相待，也毫无损失。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戴高乐看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认为戴高乐的唯一愿望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力。罗斯福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危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戴高乐同样也看不到罗斯福身上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的气质。二人谁也不能正确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贝当派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领导人为前凡尔赛市长。此人在美国有不少朋友，很受美国前驻巴黎大使威廉姆，布利特的推崇，在政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生活在美国的法国知名人士和移民在造成戴高乐与罗斯福的不和上，确实起了作用。他们中间确有一些移民由于不了解情况，感情用事，心怀不满，或有个人野心，而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

　　罗斯福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他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中，美国新闻界大多支持戴高乐，反对自己的总统，罗斯福对此也很恼火！

　　为了消除外界的误会，1942年4月1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它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直接谈到美国政府仍然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维希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子原则。”

　　戴高乐进一步强调说：“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被它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戴高乐最后说：“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它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下了的！”

　　经过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华盛顿的关系有了迅速的改善，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接着在6月1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艾登也参加了。戴高乐打电报给他的驻华盛顿代表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说，现在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韦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月29日，英国外交大巨告诉戴高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它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怀南恃与戴高乐共进晚餐，他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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