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41)

四一

　　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蹄下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等人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地区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赖代尔等人的卖国求荣的政策，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使法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维希头目奉行投降卖国哲学，才使德国法西斯驱使愈来愈多的法国人为他们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的时候，看到维希军队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借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至于维希政府想用来掩饰投降的所谓“民族革命”，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堆无用的改良措施，有些措施虽然可能暂时缓和一些矛盾，但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们是和灾祸、奴役分不开的，因之也就失去作用而毫无成效了。相信的人，受骗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贝当元帅自己也承认他的苦恼。

　　1941年8月，他在广播中说。“我感到吹起了一阵歪风。人们感到心神不安，疑虑占据了他们的心灵。政府的成信成了问题。命令不能贯彻。一种真正的焦虑冲击着法国人民。”次年6月，在他要求停战的二周年那天，他在广播中说：“我不否认，我的呼吁所得到的反应微小得可怜。”

　　在戴高乐的召唤和抗战组织的影响下，法国本上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秘密地发展起来。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战运动。有的在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在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有的在冒着性命的危险，掩护或护送地下工作人贝；有的在运输及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有的在袭拢敌人，或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讯联系。

　　1941年9月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官兵的事件。第一批被杀的有：一个刚从地下车站上来的法西斯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驻防波尔多的一个德国军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的两名德国兵。其他地区的暗杀也跟着开始了，为了报复，法西斯强盗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于爱国者关进监狱，随后又把他们送在德国服苦役。敌人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有德国人遭到暗杀的城镇居民。当戴高乐听到这些冒着巨大危险单独抗敌的法国本土人民的

　　战绩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骄傲而又沉重的。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当注意保存力量，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以备将来有效地配合全国的大反攻或大起义。为此，他在1941年10月23日发表广播讲话说：“德国人被法国人杀掉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确的。如果德国人不愿死在我们手里，他们就应该呆在自己的家里……既然他们没有能够征服全世界，他们每一个就一定不是俘虏就是死尸，但是，斗争必须讲究策略。目前我命令沦陷区的人们，不要公开地杀害德国人。唯一的理由就是：敌人现在可以大批屠杀我们目前被解除武装的战士，作为报复。另一方面，只要一到我们能够进攻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你们期待已久的命令。”

　　戴高乐一方面要限制得不偿失的牺牲，同时也必须利用这种由德国人的镇压而激起的法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以鼓起民族的斗志。

　　10月25日，德国法西斯匪徒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50名人质的第二天，戴高乐在广播中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这天，从4时到4时5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五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那一天的前一日晚间，戴高乐又重申了这一号召。事实证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工厂里，这次示威是非常动人的。这一行动表明，战斗的法兰西人民是听从召唤的，是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的。

　　在戴高乐的号召下，在法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相继出现。在所谓自由地区，有弗莱乃上尉领导的“战斗队”，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领导的“解放队”，让一皮尔？勒维主持的“义勇军”，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号召以不同的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在沦陷区，爱国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敌人严密的监视。任何嫌疑犯都被关进监狱，然后押出国境。因此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是极为分散的，行动是秘密的。像杜尼上校创立的“军政组织”，黎包舍领导的“自由人”，莱贡特一布纳组织的“抵抗者”，加瓦那建立的“自由北方”以及在艾诺、在法兰德斯和矿区由乌克指挥的“北之音”，都表示要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而奉献力量。

　　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反对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的派系之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起初，抗战运动是由一些爱国人士以小组的形式组成的。不久，这种小组大量出现，但是很分散，为了避开盖世大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无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到1943年，抗战运动发展很快，但还说不上是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起初，当这些秘密小组纷纷出现时，名目繁杂。

　　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小组合并了。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合并后组成的。一个是由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由乔治？皮杜尔（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等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狙击兵”同“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个城市实际上成了法国南部抗战运动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菜维和克洛迪斯—珀蒂。“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人物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也当过海军军官。重要的“民族阵线”是由共产党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有律师民族阵线，店吏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多种多样，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有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民族阵线”是在法国甫北两个地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唯一组织。“民族阵线”曾得到过不问政治的吉罗将军的支持。他向科西嘉的“民族阵线”组织提供了武器，结果使他们把这个岛屿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出来。

　　面对着法国本土抗战组织的纷纷出现，戴高乐极力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他的“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

　　1941年他听说让·穆兰从法国到了里斯本，正准备到伦敦来。戴高乐了解了穆兰的为人，当德国人进入沙恃尔城时，穆兰正在埃尔一罗伯尔任省长，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品质”。法西斯侮辱了他，把他殴伤，并将他关进监狱，可是最后还是将他释放，并向他道歉和表示敬意。让·穆兰一直住在法国的未被占领区，他在那里同抗战运动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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