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26)

二六

　　而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增加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威望，好像它是不可战胜的。继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之后，现在又加上了丹麦和挪威，都被希特勒的武力征服了。当时在西方上层人士中，流行着一种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他们苟且偷安，无所作为。他们哀叹：“未来的潮流看来是属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了。”

　　由于英法出兵挪威惨遭失败，达拉第政府于1940年3月21日倒台。不久，伦敦的张伯伦政府也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时态令人痛心地证明，法国的政党制度应付不了当前的民族危机。达拉第虽已下台，却未离阁。勒布伦总统召见雷诺，请他组阁。但是，如果在议会中得不到激进社会党的支持，雷诺就寸步难行。而激进社会党把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条件。雷诺无奈，只好再一次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刚听到雷诺上台的消息时，戴高乐上校满心喜欢。这位唯一热忱支持过他的机械化战争主张的政治家终于掌握了最高权力。雷诺旋即邀请他去巴黎，更使他喜出望外。戴高乐一到巴黎，便受托为总理起草了向议会发表的第一个声明。那是3月23日。雷诺一字不改地宣读了那篇声明。

　　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情的失望。戴高乐应邀出席了沉闷多疑的议会，这是一次槽透了的会议。政客们勾心斗角，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前途，而是自己党派的私利，雷诺本想请戴高乐在新成立的军事会议任副国务秘书，结果却遭到激进社会党的强烈反对。达拉第并以要辞去内阁职务相挟。雷诺不愿冒新政府垮台的危险，惋惜地撤回了对戴高乐的邀请。由于令人痛心的党派政治的需要，雷诺不得不任用一些与他政见迥然不同的人。他的副总理卡来耶？肖当是激进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本人当过总理，是个绥靖主义者。他的陆军部长达拉第所主张的正是他一向抨击的防御性的军事政策。他的副国务秘书也是一贯反对他的人。雷诺虽属主战派，却受到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包围，到处受到制约，很难开拓抗战的新局面。

　　当时，贝当元帅在马德里担任大使，从那里不断传来谣言，说德国人准备与法国人达成“协议”，让敕戈尔执政，并由贝当出面支持，以保证德国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几千份折叠式传单，印上三张贝当的像，到处散发。第一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第二张是驻西班牙大使；第三张形象模糊不清，下面写着：“明天？”故意涣散斗志，蛊惑人心。

　　戴高乐从巴黎返回驻地途中，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甘默林将军的总部。这位身材矮小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他说，装甲师的数目将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四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该师将子5月15日成立。戴高乐表示对这一任命感到荣幸，但禁不住表达了他对当前时局的忧虑。甘默林答复说：“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

　　在形势日益严峻，大敌即将压境之前，法兰西的军政首脑如此昏庸无谋，戴高乐深感痛心。5月3日，他给雷诺总理兼军事会议主席写了下面这封信：

　　主席先生：

　　波兰之战及其以后的挪威之战均已证明，今日唯有根据现有的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烧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奇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将得到证明。

　　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革这一体制是当务之急，决非其他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赶超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愈加渺茫。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军队由于其国有的特点是服从，因此不会自行改革。改革乃国家之事，且属头等大事，唯有政治家足以担此责任。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有伟人的话，他将是卡尔诺式的人物，舍此则无伟人可言。

　　阁下……身居要职，品格高尚，且在过去六年中别具慧眼，深明改革之义，因此唯有你能够而且有责任成就此项事业。我还要冒昧指出，倘若你以此事为内阁要务，必能使政府内外气象一新，并能使这套尚未用过的王牌在你手中发挥威力。从此时此刻起，每过一天，每经一事，时时事事都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不过，应予指出的是，它也将有助于正在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敌人。

　　自不待言，我最大的奢望莫过于有幸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在你认为适宜的时候，为你效劳。

　　顺致敬意

　　夏尔·戴高乐

　　就在夏尔·戴高乐把这封信发出一个星期后，1940年5月10日，德军突然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一场大的灾难将要在法兰西降临了。

　　屡次建议遭否定，痛心疾首难表忠；
　　政客权贵谋私利，救国救民是英雄。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章　大难临头

　　晦暗不明假战争，坐以待毙不进攻；
　　有利时机全丧尽，大难临头动哭声。

　　夏尔·戴高乐预料发生的可怕事情终于发生了。希特勒在征服丹麦和挪威之后，就开始向西线发动进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两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首当其冲。

　　1940年5月10日，天刚破晓不久，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和荷兰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里宾特洛甫的通知，德国军队即将开入他们的国家，以“保卫”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即将开始的“进攻”。这正是一个月以前对丹麦和挪威所提出的同样的站不住脚的借口。德国发出的一份正式最后通牒，要求两国政府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若有抵抗，一定会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责任“完全要由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政府负责”。在布鲁塞尔和海牙，德国使节分别将同样内容的电报送交驻在国外交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海牙送交最后通碟的是德国公使尤利乌斯·冯·齐希一布尔克斯罗达伯爵，此人就是曾在1914年公开地把霍亨佐伦帝国刚刚破坏了的德国对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叫做“一张废纸”的德皇首相贝特曼一霍尔维格的女婿。

　　在布鲁塞尔的外交部，当德国的轰炸机在头上呼啸，炸弹在附近机场爆炸，把窗口震得咯咯作响的时候，德国大使贝劳一许汪特踏进外交大臣的办公室，正从自己的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保罗一亨利·斯巴克阻止了他。

　　“请你原谅，大使先生，让我先讲，”斯巴克愤怒他说，“德国军队刚刚进攻了我们的国家。德国对信守中立的比利时进行罪恶的侵略，这在25年之中，已经是第二次了。目前发生的事情，较之1914年的侵略，也许更加可恶。既没有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提出照会或任何抗议。比利时是通过进攻本身，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它自己承担义务的……历史将追究德国的责任，比利时已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接着，这个为难的德国外交官开始宣读德国正式的最后通牒，但是，斯巴克打断了他的话。“把文件交给我，”他说，“我愿意免掉你这个痛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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