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24)

二四

　　战争爆发之初，德国估计波兰可以抵挡数周之久，法国估计波兰可以支持到1940年春，波兰军事当局更是盲目自信。不料。德军突如其来的攻势，装甲部队与空军配合的“闪电战”，使波兰猝不及防，飞机来不及起飞，在48小时之内，500多架飞机几乎全部被摧毁。德军很快占领了波兰的主要工业区，把波军分割并就地包围。到9月17日，波兰军队崩溃之势已成定局。

　　在希特勒的“闪电战”中，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部队初次显露头角，整师整师的坦克横冲直撞，在飞机的掩护下，一天推进三四十英里；能够迅速开炮的摩托化重炮，甚至在坎坷不平的波兰道路上也能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滚滚挺进。波兰首都华沙的居民，在反动政府逃亡之后，自动奋起保卫首都，英勇坚持战斗。德国法西斯进行残暴的轰炸和炮击，于9月27日攻陷这座孤立无授的城市。纳粹军队对华沙人民，特别是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性的大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虽说英国和法国已正式向德国宣战，声明要援助他们的盟国波兰，但当纳粹匪徒肆意践踏波兰国土、残酷屠杀波兰人民时，英法却无动于衷，西线出现了惊人的平静。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争”。在西方，人们也很快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假战争”。正如一位名叫富勒的英国将军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26个德国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河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了。”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陆军参谋长哈尔德说，在8月中旬，曾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9月7日晚上，他还记下了希特勒那天下午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英法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希特勒正是出于这种估计，过了两天就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要求部队严阵以待，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或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以及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须有我的明确命令”。

　　按照法国和英国对波兰做出的保证，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具体的。

　　1939年5月19日的法比军事协定明确规定，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三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总动员令已在9月1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总动员开始后的第十五天，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总参谋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默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35个到38个师。

　　但当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开始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也就是在“1941年至1942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刻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了三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四个师，共15.8万人，到法国去。丘吉尔讽刺为“象征性的帮助”。

　　那些纳粹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哈尔德将军说：“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茵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约德尔将军也说：“如果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按兵不动的缘故。”对此，德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为什么没有像甘默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和法国政府当权吉深染失败主义情绪，患了“恐德病”，他们对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怀有恐惧心理，在纳粹匪徒进攻面前吓破了胆。果真，法国政府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伯法国工厂会遭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如果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希特勒遭到致命性的打击。许多纳粹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9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中作了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输掉了。”1938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年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的时候。以及1935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

　　在希特勒疯狂进攻波兰的时候，戴高乐上校率部驻守阿尔萨斯，远离决策中心，深感失意。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显贵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他的第五集团军所指挥的坦克。他向来访者提出警告，但他们依然是不予置理，或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其中有一位客人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勒布伦阁下，他和颜悦色他说：“我知道你的看法，但是，敌人如果想照你说的那样做，看来确实已为时过晚了。”

　　在戴高乐看来，无论芬兰或者挪威都无关重要。使他忧心忡忡的有两件事：德国运用装甲部队对波兰进行闪电战，风驰电掣，所向披靡；而西方呢？比利时前线不堪一击——它连马奇诺防线那样的屏障都没有——而且政治家们盲目乐观，军队技术落后，缺乏斗志，战斗力日渐衰退。

　　1940年1月，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以促使法国领导人吸取并正视德国在波兰所发动的闪电战的教训。1939年11月，戴高乐曾写信给总参谋部，和以往一样毫不含糊地、十分有力地阐述了装甲部队的效能，并指出，一条漫长绵亘的战线是极难防守的，总参谋部看了这封信，但没有采取行动。当时担任步兵和坦克部队总监的迪菲厄将军断言：“从此事的目前状况看，这些结论应予否定。”

　　戴高乐一直保持着与保罗·雷诺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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