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1)

一

　　第一章　教师之子

　　报效祖国双亲愿，教导儿子记心间；
　　发愤图强怀大志，为国为民创新篇。

　　夏尔·戴高乐，这位令人敬畏的将军，在法国反法西斯历史上曾经大放异彩。当你读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传奇式的经历时，戴高乐将军定会成为你敬慕的英雄。

　　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将军出生在一个世代殷实的法国北方市民和下层贵族之家。这个家庭具有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传统。戴高乐家族原先居住过佛兰德、香已尼以及布尔戈尼等地。15世纪，戴高乐家族中有人和英国国王打过仗。18世纪，有一个后裔曾担任过巴黎议会的检察官。1835年，戴高乐将军的祖父，朱利安一菲利普·戴高乐与若泽菲娜一安娜一玛丽·马约联姻。若泽菲娜虽然家在敦刻尔克拥有一家烟草工厂，却是里尔市人。这样，布尔戈尼的戴高乐家族又恢复了他们的祖先和法国佛兰德地区的联系，这是一桩颇力有趣的婚事，从社会地位看，它使布尔戈尼一个贵族文官家庭和以勤劳著称的佛拉芒人居住的北部地区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结为姻亲。从个人角度看，它使一位史学家和一位作家成为眷属。

　　戴高乐的祖父有他非凡的一生。他致力干历史的研究，潜心阅读中世纪的证书，辨认和收集巴黎教堂的铭文，1839年出版了《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朱利安一菲利普是保皇分子和天主教徒，他认为在正统遭受严重的破坏之后，历史应该恢复其连续性，祖国应该重建。他的巴黎史是对已退休的国民公会议员迪洛尔的巴黎史的回击。他认为：“迪洛尔扬起世纪的尘埃，

　　只是为了寻找点燃他仇恨之火的干柴，他祭起历史的亡灵，只是为了把它变成魔鬼和怪物。”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属于这样一种人：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历史应该使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正如宗教使圣徒们团结在一起一样。

　　戴高乐将军的祖母在事业上超过了她的丈夫。她是文学界一位杰出的女性。那时，一般富家女子，最多只不过是对艺术稍事涉猎，没有人赞成她们去干什么更有抱负的事情。但不受；日思想束缚的若泽菲娜却担任了一家名为《家庭通讯》刊物的主编。她在这个刊物上大胆地发表了革命社会主义者朱尔·瓦茉斯的一些文章。然而，若泽菲娜本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她是一位热忱的天主教徒，写过十余本虔奉宗教的著作，书中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在当时深受称赞，她思想活跃，才思敏捷。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至今仍然吸引着不少读者。此外，她的著作中还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的传记和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的传记。这两部传记对她孙子夏尔·戴高乐的志趣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因为戴乐后来极为钦佩夏多勃里昂，而她在奥康内尔传记中所阐明的主题则与戴高乐的毕生活动并行不悻。若泽菲娜在《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中赞扬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这对夫妇，虽然性格各异，但关系十分和谐，他们生养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人即是戴高乐将军的伯父。三个儿子在父母的教导下都有其不平凡之处。长子夏尔，患有痼疾，毕生从事凯尔特人问题的研究。他学会了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并发表了一些用布列塔尼语写的诗歌，使用的笔名是巴兹·戴高乐，在布列塔尼语中意为“吟游诗人戴高乐”，他还写过一部关于19世纪凯尔特人的书，他既是学者，又是幻想家。他曾幻想把布列塔尼人同威尔士人、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人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凯尔特人的联邦。夏尔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而且还是凯尔特人的一名坚强的战士。他在一首战斗的诗篇中写道：“在每一个遭到夜袭的军营里，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这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引起他的侄子夏尔·戴高乐将军的强烈共鸣，并以此勇敢地向法兰西人民发出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斗号召。

　　诗人夏尔的弟弟是位昆虫学家，他对法国5000多种黄蜂和蜜蜂进行了分类编目。法国自然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他的肖像。无论是凯尔特战士还是昆虫学家，他们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把生命寄托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上。

　　第三个儿子亨利生于1848年，这就是戴高乐将军的父亲。1886年亨利和表妹让娜·马约一德拉努瓦结婚。让娜是一位虔诚信教的女子，她的两个姐姐都是修女。在她的近亲祖辈中有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亨利·戴高乐身材修长，器字轩昂。他选定了军人职业，并考取了为陆军训练技术人材的巴黎工艺学院，1870年，他22岁。当时，在和德国战争中，法国正面临失败，亨利·戴高乐响应甘必大的号召，志愿加入了”国民别动队”，在巴黎被围时，他是陆军少尉，率领一排人参加了斯但斯和布尔歇的战斗。后来父亲朱利安一菲利普突然去世，家庭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因此他改变了原先的计划，最后选择了教育为终生职业。亨利先作教师，后来当了沃吉拉尔耶稣会学校的学监和校长。亨利是一个知识渊博并有坚定道德信仰的人。他没有古怪的嗜好，他爱上帝，爱国王，爱祖国，爱青年，他把上帝和国王的思想灌输给青年一代。

　　亨利·戴高乐是一位穷教士，为了抗议法院对他一位同事的不公正判决，他辞去了公职，来到一所初级中学教授文学和数学。他神情严肃，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常常创作希腊哀歌。在政治观点上，他自称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亨利夫妇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饭前祝福经念过之后，全家人边吃饭边用拉丁语就各种问题发表议论。星期四下午，他们常去拿破仑墓或在凯旋门前静默志哀；星期天教师带着他的孩子们去凡尔赛，有时去斯但战场。

　　1871年巴黎被围困的时候，亨利是别动队的中尉，有一次在驻军突围中受伤。

　　1871年的失败，对夏尔的童年来说就像一张痛苦的蜘蛛网经常困扰着他的心。戴高乐将军在《回忆录》里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形成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它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光荣或牺牲的回忆，通过罗斯丹·特泰依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总之，王冠、祭坛、军队和教会构成了戴高乐一家的正统思想。

　　夏尔·戴高乐是亨利的第二个孩子。父母俩把他们的长子起名力格扎维埃，这次他们较为明智地把次子称为夏尔，希望夏尔长大成人之后，要与公众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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