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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巴顿的办公机构是一个非常精干的班子,只有几名年轻的军官和秘书,其中包括他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和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办公室刚刚设立,巴顿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天晚上,他就拟定了一份计划。该计划提议在卡萨布兰卡登陆。8月8日,巴顿风尘仆仆地飞往伦敦,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工作,商讨“火炬”计划的具体细节。巴顿此行还有一个不愿告人的目的——确立他本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作用。

  此时,艾森豪威尔正在伦敦与英国方面协商有关“火炬”行动的事宜。他真心希望由巴顿来承担这一使命,但考虑到军衔方面的差距又有些犹豫了。8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正在吃晚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艾克,”他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真该死,我刚来到这个倒霉的城市,现在正呆在旅馆,不知如何是好。”

  “乔治!”艾森豪威尔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巴顿在打电话,他兴奋地叫道,“老兄,马上到我这儿来,咱们好好干一杯!”

  不一会儿,巴顿匆匆赶到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起了“火炬”计划问题。他们讨论了战役实施中可能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登陆部队的作战素质、登陆地点的地形特征、登陆时的气候以及法国军队的动向等等。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已经被远征行动中的许多高难度问题和头绪纷繁的细节搞得头昏脑胀了。距登陆作战的日子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许多事情还茫无头绪,绝大多数军官缺乏两栖作战的经验,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该计划抱怀疑态度,大唱低调。看来只有巴顿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实干家,他充满自信和豪情,提出的意见完全是建设性的。巴顿的到来,犹如给艾森豪威尔送来一股春风,驱散了几天来的烦恼和厌倦,使他如释重负,兴奋不已。他永远忘不了那次聚会结束时巴顿对他说的那句话:“我或许在许多细节上是愚蠢的,但我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使任何部队充满活力!”

  晚餐后不久,巴顿便告辞了。这次会面虽然十分热烈,但巴顿仍感到心中无底。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计划是赞同还是反对?他究竟对这次战役抱什么态度?巴顿心中存在着困惑,也充满了希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都认为这个方案(指“火炬”计划——作者)不妥,多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我们必须奉命执行,不成功则成仁。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如果运气好些,就可以付出高昂的代价去进行,那或许是一件易事。”

  但是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任命了克拉克将军作为他的副手,担任副总司令,负责“火炬”计划的审定工作,这使得巴顿感到十分意外,他原认为,不论从能力、资历还是私人关系来说,自己都是最适当的人选。他十分忌妒克拉克与艾森豪威尔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马克·韦恩·克拉克,生于1896年,是比巴顿晚八年的西点毕业生,在巴顿眼中只不过是个小字辈,但如今已同巴顿一样晋升为少将了。“黄口小儿,岂能当此大任?”巴顿心中忿忿不平,他不仅对克拉克的能力表示怀疑,也对艾森豪威尔的择将之道颇为失望。

  但为了取得参战的机会,巴顿尽力保持克制,与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一起筹划被许多人认为希望渺茫的“火炬”计划。巴顿具有天赋的攻击精神,以从事战争为乐,喜欢冒险,并充满必胜的激情。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除非交好运,否则该项行动很难成功。但是,英美首脑已经就“火炬”计划达成了协议,他们已无法做别的选择了。巴顿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他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巴顿此行一共在伦敦呆了10天,他的主要活动有两个内容:一是参与审查和完善“火炬”计划;二是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这一计划。特别是后者,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如传记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所指出的:“要是没有巴顿的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乐观主义,没有他在访问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尤其要是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赤胆忠心,那么,‘火炬’作战计划(大家一致认为它的成功机会微乎其微)就会被束之高阁。”在伦敦期间,巴顿不知疲倦地四下奔走,以他满腔的热忱、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辩才开展游说活动,争取各界要人对“火炬”行动的支持。

  他首先致力于说服在英国的美国军事人员。在这些人中,对该计划抵触情绪最大的是美国海军的代表。在一次会议上,海军的代表指出:“火炬”行动是在不利的时间和不利的地点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必定会使美国海军遭受巨大损失。对此,巴顿给以坚决的驳斥,他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而不要计较局部的得失,同时要正确地估计盟国海军的实力,不要被敌人的强大外表所吓倒。他说:“与其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待良机,不如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拼死一搏。敌人是凶恶的,但他们决不会比我们更强大!”巴顿的话很坦率,十分在理,他越说越兴奋,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最后,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火炬’战役是英美首脑们的决策。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困难大小,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卫舰都没有,我也要下令进攻北非。不管有没有军舰,我都要去打这场战役,哪怕我一个人划着小艇去。”

  巴顿还走访了英国的某些“关键部门”,为“火炬”计划摇旗呐喊。其中与蒙巴顿勋爵的会谈规格最高,参加者大都是蒙巴顿周围的高级将领。会谈开始时争论非常激烈。巴顿有备而来,据理力争。到后来,讨论变成了巴顿的个人演讲,与会者都听得入了神。会谈结束后,巴顿对他的参谋长兰伯特说,“软弱的”蒙巴顿和他的将军们看来已全心全意支持我们了。

  到8月下旬巴顿离开伦敦时,阻碍“火炬”计划的重重迷雾已经被驱散了,该计划的重要问题也基本得以落实。临行前,艾森豪威尔委托巴顿转交给马歇尔一封信,信中对巴顿那“近似疯狂的”工作态度给以高度评价,并表示,有巴顿参与实施“火炬”计划,他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远征欧陆》一书中曾这样描写巴顿:“我很熟悉他,他喜欢以新奇的发言语惊四座。很多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从来没有看透过那层他一直小心地用来掩盖自己而显得引人注目的外壳。他本质上是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领袖,一贯得到部属的爱戴。从早年起,他的壮志便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因此他不断地阅读军事史,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都是过去时代的伟大将领。他所表露的一切奇习怪癖都是他自己有意形成的。例如,他故意装出某种姿态,好像自己是军队中心肠最硬的人,但实际上他心肠柔软,尤其是关系到私人朋友的时候,这还可能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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