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豪胆-巴顿(17)

一七

　　巴顿广泛收集英法军队的坦克兵训练材料、战例研究报告、坦克作战材料等等，加以认真研究，以拓展对坦克作战的理解力。他还收集各种嘉奖令，希望从中学习如何驱使部下英勇作战的技巧。他撰写论文，澄清自己的思想，向参谋学院的学员和坦克兵的官兵发表演讲。

　　巴顿甚至还对自己之所以在士兵中拥有威望一事进行了总结，认为其重要原因，是他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场合，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躲在安全的后方，很少上前沿。例如，圣米耶尔战役中他孤身带领坦克穿越不知是否埋有地雷的埃塞大桥一事，在士兵中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妻子对他的这种英雄气概也十分佩服，她在来信中写道：“你实现了我一直对你寄予厚望的男子汉气概和勇敢无畏的理想……我对你的期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始终如一。”

　　潘兴长期没有与尼塔见面了，两人的感情逐渐冷淡下来。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们便结束了这个非正式的婚约。但两人毕竟有过一段难忘的记忆，所以在巴顿的安排下，两人在伦敦见了面，友好地分手了。他们都表示，一辈子永过单身生活。

　　1919年2月，巴顿率部乘火车前往马赛，然后从那里坐船回国。法国马赛基地司令为美军这支部队严整的军容和严明的纪律所震动。上船后，巴顿十分关心士兵的食宿条件，为此又忙碌一番。3月中旬，船队顺利抵达纽约。此时对于巴顿来说，一场令人振奋的大战已完全变成了历史。

　　回到美国后，思念亲人的情绪像烈火一样燃烧着巴顿，他觉得自己似乎已有一个世纪未同家人见面了。他摆脱了记者的纠缠，拒绝了任何邀请，匆匆地赶回家与妻子见面。几天后，他又与家人团聚了。回国后，巴顿的部队被调到马里兰州的米德军营。该地位于巴尔的摩和首都华盛顿之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门开设的坦克兵军营。原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尔特军营受训的坦克兵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的指挥下，与从法国返回的坦克兵合编，并转至米德军营。

　　巴顿离开美国近两年了，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战期间，美国由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成为世界一流强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进步运动已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深刻的烙印。劳工力量不断壮大，成为美国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禁酒运动取得了成果；清除腐败、维护公益的斗争已初见成效。这些都为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巴顿对这些变化漠不关心，他眼睛里所看到的是许多老兵退伍令他不快的情景。

　　他看到整个美国的军队处在一种混乱和瓦解状态中。几个月前，军人还受到热烈的赞扬，是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勇士，而现在则成了人们的笑柄，甚至受到蔑视和冷遇。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自豪而又信心十足地吹嘘：“我们把战争打到底了，彻底再彻底了。”这使得许多天真幼稚的人们都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该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了。

　　当和平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美国人的表现最为突出。全国各界就美国应保持一支规模多大的军队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国会内，以保守派领袖道奇为首的多数派首先在美国是否加入英法拼凑的“国际联盟”的表决中挫败威尔逊总统的计划，随后便开始大规模地裁减军队。这对巴顿的个人感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为美国人“忽视历史的教训”而痛心疾首。

　　陆军受到和平主义思潮的冲击最大。绝大部分军官恢复了平时的永久军衔。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将军由上将降为少将。巴顿由上校降为上尉，但为时仅一天便又晋升为少校。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几千名正规军军官同时被宣布退役。

　　巴顿没有抱怨，也毫不气馁，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作为华盛顿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参与撰写坦克使用条例。但在米德军营，他却遇上了不少麻烦。他得到的油料越来越少，坦克平均每天只能开动几分钟，坦克手们的大量的时间是花费在修建军营的篱笆上。

　　后来他又在一个技术委员会工作，研究如何改进坦克装备，使其从原始的胚胎中解脱出来。他认为缺少通信设施是影响发挥坦克威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坦克中没有安装通信设施，坦克手既无法与指挥官、司令部联系，也不能与步兵、飞机联络，甚至相互之间的沟通也很困难。巴顿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把通信兵的设备装配到坦克上，并与拉尔夫·萨斯上校合作发明了一种同轴架，安装在坦克的炮塔上，以方便射手瞄准。但这种无线电通信设备不灵，因为坦克的金属外壳使其无法接收信号。

　　这时，一个叫沃尔特·克里斯蒂的发明家给巴顿带来了一线希望。此人住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是一名机械师兼赛车驾驶员，开办了一家机动车公司。他设计的坦克具有革命性意义，其主要特点是大大提高了坦克的速度和机动性。这种坦克实际上是一个炮架，大功率的发动机安装在坦克的后部，既可以用履带也可以用车轮行驶，此外还安装有避震系统。巴顿对这种坦克非常感兴趣，不惜慷慨解囊资助他搞研究，并在米德军营为他安排了一次表演。巴顿还说服陆军部的七位将军前来观看。

　　表演那天，巴顿夫人穿着时髦，陪同丈夫前来观看，为他助威鼓劲，并为将军们准备午餐。表演用的坦克虽然外观丑陋，像是一辆装有履带的平台，但性能却很好，它是靠自身的动力开到米德军营的，行程250英里，平均时速达30英里。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奇迹，它表明坦克可以不靠铁路运输，直接开进战场。巴顿作了简短的现场讲解，指出，这种坦克能够撞倒树木、摧毁房屋、穿越沙地，而且操作简便。然后，他请在场的将军们试一试，但没有人响应。于是，他便请妻子试验一下。比坐上坦克，驾驶它绕场一周。虽然漂亮的帽子被风吹掉了，时髦的衣服上溅满了泥土，但仍顺利地返回原地。巴顿再次请将军们试一试，但他们已经看够了。这种坦克最后被军械署否决了，理由是“操作不便”。巴顿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继续与克里斯蒂保持联系，并大力资助他搞研究。

　　有趣的是，精明的俄国人却想方设法搞到了克里斯蒂的坦克。这种坦克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装甲部队的骨干力量。

　　巴顿回家探望父母，受到报界的广泛宣传。母亲称他是“我的英雄儿子”，他为此而感动得流泪。父亲也为他感到骄傲，告诉他：“你是巴顿家族尚武精神的传人。”

　　1919年秋天，为了使部队在即将来临的冬训中取得优异成绩，巴顿连续向他的部属发表11次演讲，以激发他们的训练热情。其中一次演讲的题目是“当一名军官的责任”，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对战争和历史的深刻理解，以及作为一个军人对国家的责任感。但巴顿很快就发现，他的这种热情是多么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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