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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在与共和党领袖们私下会见时,艾氏对民主党的候选人的鞭挞是毫不留情的。他谈到肯尼迪、赛明顿和其他一些人“使用赌博手段和吓唬人民,来逃避谋害的罪责”。艾氏怀疑:“抨击者们究竟需要多大的威慑力量!他们是不是就想制造更多和更大的‘大力神’火箭去存放在仓库里?这是极不合情理的。”然而,在削减国防开支方面,艾森豪威尔实际上是在孤军作战。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意支持他,新的国防部长汤姆·盖茨、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麦科恩以及共和党领袖们也都不支持他。此外,白宫的新闻记者们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一边。记者招待会上向他提出的问题,毫无例外都带有敌意:“为什么美国不作更多的事情?我们何时能赶上俄国?总统不怕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吗?总统坚持健全的财政不在危及国家的安全吗?”但是,艾氏坚持认为:“美国的国防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令人生畏的。”

  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拟订了禁止核试验条约,继之以进行某种“实际的裁军”。这是他在总统任期内,最后工作的“主要目标”,以便退休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5月14日,艾森豪威尔带着他的计划,前赴巴黎参加首脑会议。但他一抵达法国首都就遇到赫鲁晓夫的挑战。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一项书面声明中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公开为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苏联将不参加首脑会议。对此,艾氏十分尴尬。第二天,5月16日,艾森豪威尔与麦克米伦共进早餐。他对英国首相说:“在我们使用卫星之前,美国空军将不再进行误入苏境的这类飞行。”麦克米伦说,赫鲁晓夫对U—2飞机激动不安。

  他认为澄清这一点,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讨论时,可能具有“很大价值”。

  艾氏本想在会上首先发言,说明美国的态度和对裁军的立场,但是,会议的东道主戴高乐刚刚宣布开会,赫鲁晓夫就站起来要求发言。赫氏发表长篇激烈演说,批评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的战争政策。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戴高乐打断他的话,转身对苏联的翻译说:“这间房子的音响效果极好,我们都能听见部长会议主席的话,他没有必要提高他的嗓门。”

  待译员翻译后,赫鲁晓夫向戴高乐愤愤地瞪了一眼,于是压低声音继续发言。

  赫鲁晓夫很快激动得甚至更加厉害。他指指他的头上喊道:“有人飞越我的头顶!”戴高乐再次扫断他的话说:“也有人飞越过我的头顶。”赫鲁晓夫不相信地问道:“是您的美国盟友吗?”戴高乐回答:“是您。昨天就在您离开莫斯科前,您为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而发射的那颗卫星,没有得到我的允许,飞越法国上空18次。我怎能知道您在卫星上没有照相机,拍摄我们国家的相片?”艾森豪威尔向着为他解围的戴高乐咧着嘴笑笑。这时,赫鲁晓夫双手举过头说:“上帝给我作证,我的手是干净的。您难道以为我会做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最后发表一项声明说,艾森豪威尔不再在苏联受到欢迎,以此结束他的发言。

  艾森豪威尔随后发言。他说,赫鲁晓夫没有必要这样走极端,取消他的邀请;他到巴黎来是希望参加严肃的讨论,他希望会议现在进行实质性问题的讨论。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愤然走出会议室。结果会议不欢而散。这是艾氏在白宫期间最后一次参加首脑会议,这是一次处境狼狈而最没有成果的会议。

  艾氏从巴黎首脑会议回来之后,又忙于国内的竞选活动。7月26日,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不谈尼克松接管椭圆形办公室的资格,而是谈他自己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这次会议之后,艾森豪威尔想说服肯尼迪降低他批评国防政策的调子。他指示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向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人作简要情况介绍。艾氏要求杜勒斯强调美国国防态势如何坚强。但是,在情况介绍中,杜勒斯只想谈柏林、古巴、伊朗、中东、台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刚果局势的发展。民主党参议员们只对在竞选期间可能出现的情况感兴趣。肯尼迪直截了当地问杜勒斯:“我们在导弹竞赛中的地位如何?”杜勒斯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有资格的是国防部。”这很难说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从而使肯尼迪可以放手谈论“导弹差距”,继续对共和党和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攻击。

  竞选结果,共和党失败,民主党获胜。肯尼迪当选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十个星期,是停顿不前的时期,因为艾森豪威尔的职责是看守,他不再采取任何新的主动行动。他在准备搬出白宫了。1960年圣诞节后的那天,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他的一帮人和其他几个亲密的朋友,信的内容是相同的。他开头写道:“在我整个一生中,直到我从第二次大战作为一名‘重要人物’归国为止,我的同代人都叫我‘艾克’。”他继续写道,“现在我要求,作为我的权利,你们从1961年1月21日起,用我的外号称呼我。我不再想被剥夺我的其他朋友们所享有的特权。”

  当然,没有哪一位前任总统只会成为一名普通公民。艾森豪威尔已经收到雪片般的邀请,向这个俱乐部或那一个慈善机构,向这个团体或那所大学发表演讲,提出的酬金是1000美元或者更多。美国的一些出版商们,考虑到艾森豪威尔继续享有盛名,考虑到他刚刚领导度过的“动乱年代”,考虑到《远征欧陆》一书所获得的巨大成功,都想出版他的白宫回忆录。艾森豪威尔决定交给“双日出版社”,主要是因为他和该社社长格·布莱克的情谊。

  他没有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但是与布莱克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安排,相信布莱克会公平地,甚至大方地对待他。没有像《远征欧陆》一书那样的一揽子交易,这次艾森豪威尔可以经常地收取版税。

  另外,1月间,根据国会的特别法案,艾森豪威尔重新获得他在1952年辞去的五星上将军衔。作为一位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每年能得2.5万美元退休金,加上5万美元办公费,这比他作为五星上将的收入高得多。特别法案使他得到两方面的最大好处——他重新得到军衔,国会规定他应当得到总统的全部退休金和津贴。还有,他保留德赖中士和莫内中士,以及舒尔茨上校作为他的助手,他们的报酬从5万美元的办公费中扣除。

  1961年1月17日晚上8时30分,艾森豪威尔前往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他的告别演说。他的主题是冷战。他谈到战争与和平,谈到“警察国家和自由”。

  他宣称:“我们面临着全球范围的无神论性质的、目的冷酷无情和手段阴险的敌对意识形态。”他说它造成的危险是“无穷的”。这意味着很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呼吁,通过花费不断增加的大量金钱来寻找一个“神奇的解决办法”。艾森豪威尔说,一切这类建议都“必须根据……在所付出的代价与希望得到的好处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来衡量”。

  艾森豪威尔最后表示歉意他说:“裁军……仍然是迫切需要的……由于这一需要是这样尖锐和明显,我承认我是以一种肯定的失望感觉,卸下我在这方面的职责。作为一个目睹战争恐怖和连绵不断的哀伤的人——作为一个懂得另一场战争会彻底摧毁数千年来如此缓慢和艰难地建立起来的文明的人——我希望今晚我可以说,持久的和平已经在望。”他结束他的演说时祈求,“各国人民将得以在相互尊重和友爱的约束力量所保证的和平中,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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