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87)

八七

　　李向杜勒斯提出保证，虽然南朝鲜不同停战发生关系，但是南朝鲜政府将遵守停战，以便“给联合国一个通过政治协议来统一朝鲜的机会”。杜勒斯在7月17日对内阁说，由于罗伯逊“耐心而坚定”地同李承晚进行交涉的结果，罗伯逊的任务完成了。

　　1953年7月26日下午9时38分（美国时间），白宫接到板门店关于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准备在10点钟发表广播讲话。他坐在广播室内维多利亚女王赠给白宫的那张雕花橡木大写字台前等候广播的时候，一个摄影记者问道：“你有些什么感想？”

　　艾森豪威尔微笑着答道：“战争过去了，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久就能回家来。”

　　他对美国听众的演说并不长，他表示对战斗和伤亡的结束非常高兴。他说，射击已经停止，这是他以“感恩的祈祷”由衷地欢迎的一件事。然而，他仍认为，有必要提醒美国人民，“我们仅在一个战场上赢得了停战——而不是世界和平。我们现在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停止我们对和平的追求”。

　　他引用林肯的话来结束他这次低调的演说：“不与人交恶，而与人为善。”

　　对此，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瑟夫·格登指出：“朝鲜战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它标志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军事扩张的冒险行动，而且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果不其然，就在朝鲜战争刚开始两个月，美国就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以资助其与当地的起义者作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十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子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在美国不甚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约瑟夫·格登进一步写道，“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待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朝鲜战争，美国遭到了惨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美国政府是否接受教训？欲知艾森豪威尔今后对外政策动向，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章　艾森豪威尔主义

　　第三世界大造反，解放运动火连天；
　　艾克政府害了怕，千方百计搞欺骗。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失败的教训，而是打着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幌子，大肆进行侵略扩张，填补所谓“政治真空地带”。正如中东地区一些公众舆论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一个奴役新近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国家的人民的大规模计划，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新的侵略工具。”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连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惊呼：“新兴力量和新兴国家在全世界崛起进行斗争。从北非的沙漠到南太平洋的岛屿，1/3的人类进入了一场争取新的自由——摆脱极度贫困的历史性斗争。”尤其是苏伊士事件使艾森豪威尔惨痛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告诉美国同仁说：“没有人能独自生存，如果第三世界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它就要变成共产党。如果其他国家不繁荣，美国的繁荣甚至也不能维持下去。”他要求民主党和共和党必须正视现实，采取适应当前斗争的新的对外政策。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如果第三世界“赤化”，西方将得不到原料，美国的经济也将受到严重的削弱和影响。

　　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一举动，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震惊。为了对埃及进行报复，三个西方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抛开它们之间的矛盾而纠合起来了。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挑战，是对摇摇欲坠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又一次打击。资产阶级报刊议论说，谁能担保其他国家不会仿效埃及，谁能担保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的环节不会发生“连锁反应”？

　　而这种反应按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华尔特·李普曼的说法，将使“整个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文说：埃及的例子“会推动其他有可能抓住现今世界自由贸易的孔道的小国也采取这样的行动。例如，叙利亚和约旦就可能会要求中断经过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到地中海的石油管输油的权利。西班牙就可能会要求封闭直布罗陀海峡的权利，而巴拿马就可能会考虑为什么它不能封闭巴拿马运河。这会带来数不清的灾祸”。

　　由此可见，孤注一掷的不仅是处于英法两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的前途问题，而且也是近东一切帝国主义势力的前途问题。《纽约时报》在1956年10月露骨地写道：“英国失去什么，我们也就失去什么。英国并不仅仅是我们主要的盟国。它和我们分享着近东丰富无比的石油财富的主要部分。”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956年8月7日写道：“苏伊士仍旧是西方在中东的威力和影响的标志。”英法两国的报刊也这样写着。法国《世界报》指出：“苏伊士运河……这是个标志。一旦这个标志倒塌，那么堤坝就将溃决……国有化将一个跟着一个接踵而至。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将遭到破产……这就是对西方威望的最后一击。”

　　就在西方报刊厚颜无耻地把运河称为“西方的标志”的同时，埃及纳赛尔总统在8月12日广播说：“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帝国主义，标志着外国的势力，而埃及正是为反对这一点而斗争的。”

　　在西方列强对埃及所采取的这种恐吓和威胁的政策中，发起者是美国。

　　一切指望用威胁迫使埃及放弃自己的主权并取消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划，都是在华盛顿制定的。美国国务卿8月16日至23日，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伦敦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杜勒斯计划”，其实质在于禁止埃及管理运河并把运河永远交归某种国际机构管理。其目的是恢复近东殖民主义秩序的稳固，为冲突制造借口。“杜勒斯计划”遭到埃及的反对，纳赛尔说：“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管制，这是一种新式的帝国主义，集体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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